60年代末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充满对抗的时期。学潮席卷校园，学生抗议国家在越南的军事集结，抗议生活舒适、注重地位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实利主义，及诸多公民权问题。在大学校园里，一方是以留长发、吸大麻作为反叛象征的反战激进分子，另一方是黑人力量的鼓吹者，两种势力干扰各自的学习进度和计划，使校长们焦头烂额。
哥伦比亚大学也非世外桃源。1968年5月，正当图书馆西侧淡紫色的杜鹃花盛开的时节，反叛学生占据了5座大楼将近6天之久，在一民主社团及美国黑人学生协会的左翼学生的领导下，示威者跟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130人受伤（其中包括12名警官）、698人（多数为学生）被捕并被指控非法侵入、拒捕或两者兼有。《时代》杂志报道说：毫无疑问，“该校1．7万名学生及2500名教职员工中的大部分支持罢课的初衷，但示威者囚禁校方人员、闯入办公场所破坏公物也使许多人感到极度的震惊。”
奥尔布赖特对示威活动漠不关心，她的反战态度远没有她的反共态度来得强硬。她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篇论文，拿铁托和胡志明进行对比，指出共产主义体系的差异。她快而立之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已服过兵役，因而示威活动让她感到厌烦。她今天说：“我觉得他们是帮可恶的家伙。图书馆即将关闭，丢下孩子去学校需做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学生正在参加口试，而示威者却从窗户爬进来。这是我生活中的极其特别时期。”
那年春天，奥尔布赖特被授予政治学专业硕士学位，她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论文：“苏联外交机构：精英人物的形象。”这是一篇百页长，干巴巴，学究气十足的论文，没什么新意也不足为奇，因为苏联是个保守封闭的国家，报纸上的苏联领导人也只有姓而没有名。在某一章节她饶有兴趣地谈及跻身苏联高级外交人员之列的女性的状况：“尽管苏联产生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克伦泰夫人，其他111名外交官全部为男性。”
奥尔布赖特是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崇拜者。肯尼迪参加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以挑战约翰逊总统推行的越战政策。4年前，当肯尼迪竞选参议员来到《每日新闻》报社寻求支持时，奥尔布赖特认识了他。她今天说：“我觉得他富于献身精神，而且精明强干，是个极富魅力的人。”威妮弗雷德说她和奥尔布赖特参加了1968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在长岛举行的集会：“博比成了我们的政治英雄，我们赞同他在公民权利及社会公正问题上的立场。”
但悲剧再次发生。肯尼迪在举足轻重的加利福尼亚选区民主党初选中赢得了胜利。6月4日，正当他在洛杉矶的大使饭店发表胜利演说时头部中弹。其时，乔奥尔布赖特在纽约任《每日新闻》编辑，午夜后他给威妮弗雷德的丈夫、一名泌尿科专家打电话，请他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肯尼迪存活的机率，弗雷德也一筹莫展。两家人整个夜晚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肯尼迪死亡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感到万念俱灰。威妮弗雷德说：“这比约翰F肯尼迪的死亡对我们的打击更沉重，我们觉得跟他很亲近。”
硕士学位获得之后，奥尔布赖特便接着攻读博士学位，跟30多年前父亲的情况一样，这一学位使她的名字前加上博士的头衔。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研究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新闻媒体所起的作用。这一短暂的自由化时期刚刚开始几个月，即于1968年8月20日被隆隆开进的苏联坦克宣告结束。想到去年夏天参观布拉格期间由于心事重重而无暇顾及高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奥尔布赖特就感到心疼。
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搞研究期间，奥尔布赖特结识了来访美国的几位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之一是基里迪恩斯特皮尔，一位放浪形骸的年轻记者、前共产党员、布拉格电台驻纽约记者。迪恩斯特皮尔说：“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帮一位撰写以“布拉格之春”为主题博士论文的女士，我成为她的非正式顾问。那是捷克国内剧烈动荡的时期，我随时都可能被召回，我是个反社会主义者。”
1969年9月，迪恩斯特皮尔接到召回通知，但他向上司回电说他正在休假。他把5岁的儿子送至加利福尼亚朋友家，然后携妻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周游美国，于1969年11月30日31岁时回到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吊销了他的护照。直到1989年11月，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瓦茨拉夫哈维尔宣布“丝绒革命”成功从而推翻了统治41年之久的共产党政权后，他才重返美国。多年来，奥尔布赖特一直跟迪恩斯特皮尔保持联系，在定期去布拉格旅行时去拜访他。哈维尔于1989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时，任命迪恩斯特皮尔为第一任外交部长，在奥尔布赖特于1990年来访时迪恩斯特皮尔把她介绍给哈维尔，当时她正在为全国民主协会执行一项调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