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琳和乔对政治和新闻有着共同语言。在3年级秋季假期结束返校之时，玛德琳让朋友们大吃一惊：与乔相遇6周后，她被“带上了别针”，这是订婚的前奏，由男生把自己的带有一条金链的大学生联谊会徽章送给已确定关系的女友别在胸前的。玛德琳走进大礼堂时，身穿一件红色的谢特兰德牌毛线衫，乔送的那枚徽章在她的胸前格外醒目，四周的人看了无不惊讶。虽然相当一部分朋友已经订婚——毕竟，跟优秀的年轻人结婚是父母送女儿上名牌学校的重要原因之一——玛德琳的一些朋友仍感到吃惊。埃米丽科恩麦克法夸尔说：“我惊得目瞪口呆，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暑假期间。”实际上，乔已向玛德琳求婚，但她决定先走“带别针”这一步。
一位韦尔斯利的同班同学回忆起玛德琳告诉过她乔如何帮她，跟他的“相当特别的家人”初次见面，为了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他很仔细地告诉玛德琳：“他们游历过的地方很广，有一帮谈得来的国际朋友。”玛德琳答道：“噢，我们家到过的地方也不少，我父亲获得过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研究金。”乔笑了，他说：“我姨夫就是古根海姆。”
当玛德琳宣布她已坠入爱河打算结婚，而且须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圣公会时，她的父母不知有何感想？他们是否已完全彻底地封存了自己改变信仰的记忆而闭口不谈此事呢？
事实上，改变信仰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乔的母亲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将会在日后提出此事。而考贝尔一家对女儿的选择备感欣悦，他们非常喜欢乔，离结婚还有两年，他们有足够的考虑时间。
玛德琳回忆说，她来到芝加哥时髦的东湖湖滨马路跟未来的婆婆初次见面，当时，她对未婚夫的社交圈知之甚少。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告诉年轻的韦尔斯利毕业生应当戴顶帽子，“然后就带她一块去买，”听过玛德琳讲述过这个故事的芝加哥律师牛顿N米诺说。
他们订婚的消息以三段的篇幅刊登在1959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上，附带刊登了一张玛德琳的照片：齐耳入时的短发，宽宽的颧骨，甜甜的笑容。文章特别提到玛德琳的父亲，“一名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官员、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主席。”同时也很体面地提及了乔的身份：奥尔布赖特先生毕业于格罗顿公学是威廉斯学院五八级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当选ΦBK成员。”文章特别提到他是《纽约每日新闻》的出版商、已故的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外孙，以及乔已受雇于《芝加哥太阳报》作记者一事。
乔比玛德琳早一年毕业，住在芝加哥，他们一个月见一次面。玛德琳在大四春假忙于筹划婚礼及撰写毕业论文。
这篇毕业论文以辛辣的笔触十分详尽地讲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兹丹尼克费尔林格的一生，其人出于对苏联的敬仰和忠诚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论文的题目为《兹丹尼克费尔林格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化历程中的作用》，并以此论文献给“教会我说捷克语的”父母及刚刚与之订婚的乔。论文大量引用了她父亲及其战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事的著述及原始资料。
论文是严谨研究的成果，玛德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英文及捷克语文献和资料，以了解二战期间及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玛德琳用明晰而准确的语言论述了捷克流亡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和在莫斯科的捷克共产党进行的谈判，以及战后敌对的政治派系之间的宿怨。当时，费尔林格是共产党政府的工业部长，而与此同时，她父亲正下定决心断绝与该政权的一切关系。她写道：“在共产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斗争中，政治上的同路人不仅存在，而且与日俱增……，但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了，一个文化跟西方一脉相承的国家投入了东方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是一个拥有民主独特的个性、并为这一个性深感自豪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却被强行纳入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经过十多年的改造，捷克斯洛伐克和任何老牌的苏联卫星国已难以区分。”
很明显，玛德琳花了许多时间跟父亲探讨他曾经经历过的政治风云，他的形形色色的同事和朋友的政治倾向以及贝奈斯总统求助于苏联以挽救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原因。她写道：“他意识到苏联在战后的欧洲将会以大国的面目存在。”并总结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获得苏联的友谊，敌对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在前言中，玛德琳对父亲的帮助表示感谢，郑重其事地提出“女儿对约瑟夫博士最真诚的感激，没有他，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