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智力超群。孩子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聚精会神地听。
在丹佛大学，考贝尔成了一位著名教授，从1959年到1969年，他担任由他协助创办的研究生院国际研究专业的系主任及社会科学基金会理事。本彻林顿认为聘用考贝尔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他写道：“考贝尔博士和他的妻子曼杜拉有满腔的理由怨恨在故国发生的一切，但凭着明智和少有的勇气，他们决心让3个孩子过上正常、快乐的生活，让过去惨痛的经历永远成为过去。”有些人对考贝尔具有学者和教师的双重才能赞叹不已，这在学术界是令人羡慕的结合。他甘于寂寞，孜孜不倦地写出了3部学术专著，同时对学生尽职尽责——“超一流”的教师。一位学生回忆道，考贝尔“对学术的忠诚体现在提倡诚实地做学问、关心刻苦努力的学生，这两种美德为他赢得了永久的赞誉。”
考贝尔具有挖掘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及求知欲的能力，不难想象，他最专心的学生、最忠实的崇拜者便是大女儿玛德琳。她比弟妹认真，她凝神倾听父亲的高谈阔论，细心揣摸他的每一句话，在他的指导下，领悟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
约瑟夫考贝尔是三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凯茜说：“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崇拜他。”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正直的化身，是家庭的保护神，对涉及信仰的问题从不妥协。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充满了自豪感。自到美国后，他从零开始，在学术界努力奋斗以求出人头地。考贝尔告诉孩子们他热爱捷克斯洛伐克，离开祖国是他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有许多地方像父亲，但她认为从母亲身上也继承了一些优良的品质。她说：“我对家庭的无限忠诚和奉献，以及应付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能力来自于母亲的遗传。我母亲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是个有意思的女人。她生长在很富裕的家庭，来自大城市，生活优裕，人也长得漂亮。在伦敦时，我们长时间地躲在防空洞里，但她应付得轻松自如。后来成为一名外交官夫人，表现也相当出色，她喜欢过那种生活。来到美国后又白手起家，虽然英语说得不流利，却当上了秘书。我确实认为她具有一种巨大的再生能力。”
曼杜拉考贝尔活泼、热情，是位呵护孩子的母亲，具有（像孩子们记忆中那样）非常敏锐的直觉，但总爱操心。有一回，父母出门参加社交晚会，玛德琳原已定好也出门赴约，但计划临时改变，结果是整个晚上都呆在家里，父母回来之前就上床睡觉了。约瑟夫和曼杜拉回家后还以为女儿仍在外跟朋友在一起，也没有去她的卧室看一看。一小时过去了，曼杜拉开始心神不安，丈夫是个慢性子，但看到妻子焦急的模样，一向沉稳的父亲也七上八下的了。曼杜拉在起居室不住地走来走去，焦灼道：“十一点半了，玛德琳怎么还不回家？”最后，玛德琳一觉醒来，睡眼惺忪地走进起居室，被母亲劈头盖脸怪了一通，因为玛德琳让她如此担惊受怕。
曼杜拉和约瑟夫考贝尔对孩子们呵护备至。玛德琳上10年级时，有一次一名男生邀她参加中学生舞会，约瑟夫考贝尔不愿让女儿乘这位男生的车，把玛德琳气得要命。她和父亲最终达成妥协：玛德琳可以跟她的这位男生同乘一车，但父亲开车监视他们到学校，舞会结束后又一路跟踪到家。玛德琳很恼火，但她还是明智地避免跟父亲争吵，他那坚定的目光通常会使任何争辩不战自败。
1954年秋，玛德琳向5所高校发出求学申请：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芒特霍尔约克大学、丹佛大学及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肯特学校行政人员认为她申请面太宽而对她十分不满，但玛德琳清楚她需要至少得到一所院校的奖学金，父亲施加的压力更大，他告诉她应当上奖学金数额最高的学校。
前一年的夏天，当考贝尔应邀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讲课时，顺便带玛德琳到韦尔斯利学院了解了一些情况。一名在肯特任教的英语教师玛丽瓦伦斯曾就读于韦尔斯利，她使玛德琳对该校的兴趣，但毕竟斯坦福大学声名卓著。此外，玛德琳认为与东部的女子学校比起来，她更愿意在西部上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一封发自斯坦福大学的厚厚的信封第一个交到她的手上，但信中对奖学金一事只字未提，这使玛德琳变得歇斯底里。她说：“我记得从家里跑出去，父亲在后面追着喊：‘一切都会好的’。”事实上，斯坦福大学确实给她提供了奖学金，但没有与录取通知书一道寄出。奥尔布赖特说：“在那三四天里，我觉得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