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琳的学习态度端正，成绩突出。她说：“我很棒，在肯特只有一个人比我更出色。”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有更明确的学习动机：“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刻苦学习。班上的女孩子个个聪明伶俐，玛德琳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全面的。她是一位好朋友，她跟我们大伙一起乐，一起玩。她喜欢做功课，但并不把它挂在嘴上惹人烦。”
艾伦说，记得历史课上玛德琳坐在她的前面，有一次曾帮她做有关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作业：“在那个年龄接触这类事情真是太可怕了，我记得当时她充满同情，跟我们大家一样，她对这种事情所知无几。我们坐在午餐桌旁谈论怎么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
艾伦说玛德琳“很滑稽”，讲过一个很有水平的玩笑：
她说她是捷克人嫁给捷克汉，会生下一群捷克佬。她不贫嘴，也不粗俗，但她不仅能领会事情严肃的一面，也能领会轻松的一面。”
玛德琳有一种坚忍不拔、敢作敢为的个性，这一点在运动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艾伦回忆说：“她是个不错的曲棍球手，在场上勇冲勇打，势不可挡。她谈不上是球星，但她能力强，意志坚，打球就是为了赢，光明磊落。”
玛德琳的决心和精力也表现在场外具体的行动。她为学校附属教堂委员会服务，还加入了唱诗班。升入高年级后，她担任了学生委员会主席，组建了肯特女生国际关系及福利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这一举动证明她不愧是考贝尔的女儿。艾伦说：“她是学委会的一员，也是我们中最负责、最有人缘的普通学生。我们不会由于她担任学委会代表或各种头衔而瞧不起她，我们总说：‘噢，好极了，有玛德琳撑着，我们可以放心去干别的事。’”
但她总能抽出时间参加政治讨论和辩论，跟父亲一样，她成了一名朝气十足的民主党拥护者。虽然送女儿到肯特就读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共和党拥护者，考贝尔家却跟哈里S杜鲁门领导的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艾伦说：这个学校是共和党的天下我们是一帮有钱的小女孩，但有的学生也需要依赖奖学金，比如玛德琳和朱丽卡，我领取部分奖学金。在学校，有玛德琳在，我们常常会就对外政策问题展开严肃的辩论，玛德琳是捍卫民主党一派的主将，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党观点的人并不多，她却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情形是：你在肯特上学，你就理所当然是共和党的拥护者，但她不会为此感到丝毫的烦恼。”
玛德琳的自由政治倾向不足为奇，她敬慕父亲的才智，受其坚定的民主观念的影响，在餐桌旁接受的、已变得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在跟校友的谈话或辩论中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艾伦记得玛德琳“在政治辩论和谈论中总是身陷重围，她会在一旁闲聊，说些女儿家的悄悄话，也会挺身而上与全校的共和党拥护者决以雌雄。”
虽然倔强，玛德琳在中学时代没有经历过任何造反阶段，自从输掉继续在公立学校就读这场战斗后，她跟家人发生的争执只是因为回家晚，顶几句嘴而已。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她试着学抽烟，因为同学们抽烟，她也想尝尝滋味，由于不喜欢而没有学会。
幸运的是，玛德琳渐渐喜欢上了肯特中学，但它并未成为她的生活中心。奥尔布赖特现在说：“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段生活不可思议。女孩令人特讨厌，这我们都知道。”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笑道：“她们现在都爱我”。奥尔布赖特表示她理解名望那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她今天的地位会影响人们对她的记忆。
考贝尔家其他两个孩子也同样对历史及国际关系感兴趣，凯茜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成长环境，我们耳濡目染。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三句话离不开外交政策。”约瑟夫和曼杜拉有时邀请大学教授到家里，一边吃晚餐、喝鸡尾酒，一边谈论政治及历史。他们也很乐意在家里招待活泼的学生。朱丽卡B安布罗斯说：“我仍记得在他们家吃晚饭的情景。在那个年龄我们除了闲聊、傻笑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在她家的餐桌旁，我们谈论有意思的话题。”
考贝尔发现自己热爱教学，他有一次曾为附近居民开设过一个系列课程，筹措的款项有一半捐给了大学图书馆。他还喜欢演讲，在1951年9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39场讲演。多年来，考贝尔周游全国巡回演讲，在学术及外交领域结交的朋友遍布各地，形成一庞大的联络网。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这一点毫不怪异。在美国，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党党员。凯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