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很正规，孩子们准时就餐，而且别打算在电话里跟朋友们聊天。约翰考贝尔说：“他是个严厉的欧洲式的家长。我们从来不敢违抗父母的话，做了错事就挨罚，最严厉的惩罚是父亲整整一周不和我们说话。”
玛德琳认真对待罗马天主教，定期参加教义问答、做忏悔。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我经常把每个人都拽到教堂，我喜欢上教堂。”跟今天不同的是，那时的教堂用拉丁文做礼拜，祈祷书一半英文，一半拉丁文，历来早聪的玛德琳说她更喜欢拉丁文。
考贝尔一家在丹佛的生活稳定下来后，家规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每逢天气晴好的星期天，全家人便驱车到山里去野炊，考贝尔坚持大家一块去散步，他称之为“家庭团结”。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在这个时候，我深切感到自己是个异国人，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形影不离。”曼杜拉准备的食物用玛德琳的话说是“令人厌烦的土豆色拉、大块肉汉堡”。约瑟夫和曼杜拉捡蘑菇，孩子们开玩笑说某一天大家都得食物中毒，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因为老一代考贝尔在鉴别蘑菇方面是个内行。孩子们再长大些怨言说更乐意跟朋友一起过周末，他们的星期天惯例才告结束。
夜晚，考贝尔辅导孩子们做历史功课，常常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玛德琳的功课最好，评分大多都是A。七、八年级的时候，她参加了洛基山地区联合国知识竞赛，按字母顺序背诵联合国成员国名称，结果荣获第一名。
玛德琳该上高中了，父亲想让她在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就读，这样可以接受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而且相信自己的女儿有能力获得该校设立的奖学金。这一回，长大了的玛德琳大发雷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知心朋友，因而难舍难分。她今天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跟父亲发生的最严重的口角。”
然而决定权终究属于父亲的，于是玛德琳上了肯特女子中学——科罗拉多最有名气的私立中学之一。它位于市郊，距丹佛市中心5英里，班上有共16名女生，但这段时光并不快活。奥尔布赖特说：“我看到肯特的第一眼就憎恨它，每个人都知道我靠奖学金上学。我是天主教徒，全校就我一个。”女生全部穿校服，玛德琳倒不必为自己衣橱发愁，但这并没有给予她多少宽慰。她说：“我好长时间才适应了肯特。”
一年后来到肯特的同学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人缘很好，但总有点格格不入：“玛德琳是每个人的朋友，可不记得她是谁的最要好朋友。”切斯特奥尔特是奥尔布赖特被任命为国务卿时的丹佛大学名誉校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奥尔布赖特文静又内向：“她是个成绩优秀、学习用功的学生，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考贝尔家经济有限也使玛德琳产生局外人的感觉。斯蒂芬尼艾伦说：“学校里都是有钱人子弟，我没钱，她也没有；我有一些社交关系，她却没有，我们同处于社交圈边区，因而有几分同病相怜。我们参加不起昂贵的游戏，春天放假别人去花样翻新的远足，我们呆在家里；其他孩子去阿斯彭滑雪旅行，我们囊中羞涩；他们夏天游山玩水，我们夏天坐守家中。”
艾伦说她和玛德琳谈论过这些差别，同时努力排除这种情形的干扰。艾伦还说玛德琳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她走自己的路，跟我们的道路有时交错，有时分道扬镳，我从不觉得她有什么的妒忌心。”
朱丽卡B安布罗斯是就读于肯特为数不多的外国学生之一，父母是匈牙利人，她现在是丹佛的一名牙科医生。她说：“我们同是外国人，说话都带口音，父母的口音也很重。我们能来此上学是因为肯特想招收外国学生，以此表明他们宽阔的胸襟，看来他们确实如此。”俩人共同享受一份奖学金，但玛德琳觉得她和朱丽卡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奥尔布赖特回忆说：“她家很有钱，我们家没有。”
肯特学校的女生有每周五晚轮流做东吃便餐习惯，但从不光临考贝尔家。奥尔布赖特说：“没办法，她们就是不来，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但这些人都是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个个漂亮迷人。我想中学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易，但我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肯特的同学对中学时代的描绘更美好一点。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友好，她会尽力让你觉得你是学校的一分子。我记得一边跟她绕着曲棍球场散步，一边说着知心话，我总觉得对玛德琳可以无话不谈，觉得她会为我保密，会对我的烦恼恰如其分地表达同情，听到有趣的话会开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