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第一学年结束时，奥尔布赖特从6年级毕业了。毕业典礼上，少年们演唱了排练好的歌曲：《学生时代》、《带我去跳舞》、《工作的时候吹口哨》。典礼结束后，考贝尔一家又一次收拾行囊，朝着他们的新的目的地——美国西部——进发。
9．少年时代
回顾过去的生活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终地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考贝尔一家坐着用微薄的积蓄买下的一辆1948年产福特牌的绿色轿车，于1949年6月离开了格雷特内克。路途很遥远，挤在后座上的3个孩子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呀？什么时候到呀？”他们在美国的汽车旅馆过夜，汽车旅馆对孩子们来说是新鲜事物，他们住惯了欧洲旅馆，第一次住在车就停放在门外的旅馆。
考贝尔家设法从贝尔格莱德找回了部分家具，并用一辆“五月花”号货车将其运到丹佛，约瑟夫考贝尔开玩笑地说：“以后我们可以对别人吹嘘说我们也是乘‘五月花’号来的。”
考贝尔一家定居丹佛，但最初几个月里搬了几次家。他们先在南威廉斯995号的一座房屋里住了几星期，然后在南盖洛德1045号找了一座房子，旁边是让孩子们讨厌的公墓地。
一家人在6个月后，终于在丹佛南区安顿下来，地址是雷斯大街2050号。据考贝尔的记忆，这段生活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住在学校简陋的校舍内，距丹佛大学橄榄球馆半个街区远，周围全是停车场，每逢赛事，整个停车场挤得水泄不通，曼杜拉考贝尔带着浓重的捷克语口音称之为“糟糕透顶的破房子”。父母的卧室及考贝尔的小书房设在地下室，一下雨就发大水，不得不用拖把往外清理。玛德琳卡（父母仍这样叫她）在楼上有自己一间，凯茜和约翰同住一间。考贝尔决心不让寒冷的条件影响自己的心境，小小的乐趣及好友的陪伴都会让他开心，他经常邀学校里的人和家人共进晚餐。一位朋友说：“愉快的谈话对他来说是美味佳肴。”曼杜拉则给客人看手相助兴。
奥尔布赖特上了莫雷初级中学，而且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她爱学习，交上了朋友，很快变成一个地道的美国少年。她对弟妹很负责，早晨陪他们步行上学，然后搭车到自己的学校，周末带他们看电影。为了补贴家用，曼杜拉考贝尔干过几份文秘工作，先在丹佛公立中学做秘书，后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这个年代的中产阶级母亲外出工作并不多见，但正如奥尔布赖特50年后理解的那样：“贫困使人与众不同。”
回到家后已疲惫不堪的曼杜拉考贝尔还得做饭，饭后她躺在沙发上休息，由玛德琳和父亲洗碗。星期五，学校下午一点放学，约瑟夫考贝尔和孩子们就在电唱机上放他们心爱的莫扎特作品和歌剧，然后，打扫卫生，约瑟夫和玛德琳干粗活，凯茜擦拭他们带来的珍贵的捷克水晶玻璃器皿。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我那时经常对母亲发火，对她说‘我在卖力为你打扫卫生，将来还得为自己这么卖力。’”
丹佛大学是美国最早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学校之一，考贝尔给一个班教国际关系课程和苏联及东欧政治课，他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考贝尔聘来在丹佛研究生院教授国际关系的约瑟夫西里奥威茨说：“他非常关心学生，很强调他们的个体意识”。一名学生回忆说考贝尔是个谦恭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指导学生，爱向自以为是的人挑战，给自卑的人以鼓励。”
获准在美国避难之后，考贝尔就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及家人申请美国国籍。1950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国务院东南欧部的信中解释说，他很难按照要求提供一份他在南斯拉夫任外交官时的刑事档案材料，因为按照惯例他享有外交豁免权。他还补充说，即使有刑事档案材料，“由于我对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政治态度”，贝尔格莱德当局很可能会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
约瑟夫考贝尔是个严厉的父亲，不许孩子们睡得晚，看不惯粗鲁、无礼的行为，他期望孩子们穿着得体，自己的衣着也从来不马虎，通常穿外套打领带。认识考贝尔一家的丹佛大学理事马里恩戈茨费尔德说：“我那时经常说：‘我想他们穷得叮当响，我敢打赌他只有一件衬衣，曼杜拉每天都要保证把衬衣洗好烫平，因为他在学校是‘大教授’。”全家去滑雪，考贝尔仍是穿得一本正经，孩子们清楚记得他身着轻便大衣系着领带从山的一侧飞驶而下的情景。后来随着高领绒衣和运动衫的流行，约瑟夫开始蓄了胡子，公开场合的穿着也较为随意。他还是一名钓鱼高手，钓鱼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