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央情报局帮助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定居美国已成惯例，它会主动帮流亡者找房子找工作，以换取他们所了解的本国共产党政权的内部运作机制。中央情报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曾帮过约瑟夫考贝尔，但考贝尔的许多朋友说相信他曾接受过帮助。一位见过考贝尔的英国广播公司退休高级职员说：“所有1948年后辞职奔向西方的外交官都像金丝雀一般欢叫歌唱。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你不会被接纳。”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局急转直下。玛维琳表姐达格玛对叔父叛逃的日子记忆犹新，因为她自己的生活从那一刻起被打乱了。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48年12月6日那一天他才说他正在辞去克什米尔的工作。他没有亲口告诉我，我自己也明白怎么回事，因为此后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事情。”首先，她被大学开除，后来在参加由英国学生联谊会主办的圣诞晚会上（她是该联谊会的成员之一），一位在威尔士上学时教过她的男士想方设法接近她。达格玛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所以我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答道：‘这个么，我被派来监督你的行动。’我这才知道他在为安全部门工作。”
1944年1月3日，达格玛被叫到学生委员会，又遇见了那位教师：“他问我：‘你的监护人在哪儿？’我答道：大概在克什米尔。他说：‘不，从12月6日起，他已叛逃了。’”达格玛回忆说她当时已知考贝尔一家去了美国，因为“他们到达后写了封信给我”，她还知道一名南斯拉夫女仆随他们一起走了，但记不清名字，“他们家有许多女仆，我不知道带走的是哪个。”
玛德琳奥尔布顿特说达格玛当时不愿离开她的未婚夫跟考贝尔一家相聚。奥尔布赖特说：“我敢肯定他们干了一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父亲是绝对不会把这个女孩留下不管的，当时她已18岁，不愿跟我们一起走，由于我父亲的叛逃，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一点毫无疑问。”
达格玛说她被列入二等公民之列，部分原因是因为叔父的叛逃。她一直找不到工作，直到次年10月份才有人通知她到苏德滕兰德的一个农场报到，农场上的德国人已被统统赶走。她说：“这一切可怕极了，我不想去那儿，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
达格玛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西马的年轻人处得不错，他的母亲和祖母也喜爱达格玛，并决定让弗拉基米尔与达格玛结婚，使她免于被发送到农场，严格说这场婚姻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但却维持下来。达格玛说：我们没有分手。
达格玛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使人们对她婆婆的个性略见一斑：“她是个寡妇，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俄国军团中的一员，我丈夫未满月时他就战死了。家里很穷。二战前，她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人人为了保住工作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她却退了党。我丈夫于1950年10月份参军之后直接分到了劳动营，因为他母亲以退党行为抗议处决米拉达霍拉科瓦（一名国家社会党人，后以叛国罪被处死）。”
奥尔布赖特同情表姐的遭遇，但人们对她父亲没带走表姐的怀疑深深激怒了她，她说即使达格玛的婆婆是共产党人，这也不会影响她父亲带她一同逃奔西方的决定。奥尔布赖特说：“我怀疑，我怀疑！我不清楚，我确实不清楚！但我的确清楚战争期间我父亲一直对她很负责任，我只能凭我对父亲的了解来判断，他这个人最仁义！”
考贝尔未走的同事，日子更难熬。经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审判，14名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官员于1952年12月3日夜被处死，12个犹太人中有9人被绞死，克莱门提斯——古老的路塞兰家族的后裔、考贝尔战时及战后的共产党同事——也被送上了绞架。
约瑟夫考贝尔早先曾提醒过克莱门提斯说，共产党政权有朝一日会与他反目成仇，此话现在已成为现实，考贝尔的抉择可以肯定地说挽救了自己及亲人的生命。考贝尔一家离开东欧后，对达格玛来说，与他们保持联系已无益处，越来越偏执的共产党政权不信任跟西方有联系的公民，经常监视他们，阻止他们上大学或担任要职。
考贝尔没带侄女一起走或许是因为她男友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达格玛极力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奥尔布赖特也坚持说她对表姐这些年来的政治观点不了解。奥尔布赖特说：“真让人感到悲哀。我肯定当她看到我、看到我的生活、看到自己经历了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这一事实，……”奥尔布赖特的声音沉了下去，这个话题使她感到痛楚，因为她不能忍受父亲的动机受到怀疑，也由于她意识到她和表姐的生活道路之间的差异，但她认为她无力改变这一切。她说：“我弥补不了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