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潘尼克提到有些人对考贝尔的看法颇为激烈，但他不清楚原因何在。他说有些人断言，考贝尔在任驻贝尔格莱德外交官期间，通过私人渠道，向贝奈斯总统及马萨里克总理提供过有关铁托主义真正内涵的极有价值的信息，帕潘尼克认为这些信息与通过党的渠道发回的官方信息的确不同。帕潘尼克还听说英国政治家菲利普约翰诺埃尔一贝克去年冬天在伦敦曾谈论过对考贝尔的看法，他认为考贝尔在贝尔格莱德及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事务专门委员会工作期间做了对“我方”非常有益的工作。
也许你们可以就引证诺埃尔一贝克的话向英方进行核实。
“对考贝尔的看法颇为激烈”指的是什么不得而知，考贝尔的一些同事确实对他和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关系（无论其程度如何）确有微辞，还有些人指责他对其犹太血统显然缺乏兴趣。考贝尔在1949年春天写了一系列有关东欧局势的短篇文章，其中一篇讲述了跟克莱门提斯的一番谈话，考贝尔在谈话中斥责了共产主义。考贝尔的文章是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受人尊敬的外交史学家、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菲利普莫斯利撰写的。
考贝尔的文章给莫斯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给刚卸职的丹佛大学校长本M切林顿写了封信，切林顿制订了该校的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并主管该校的社会科学基金会。切林顿打算通过引进外国师资力量扩大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规模，因此他建议切林顿为考贝尔提供为期一年轻松的住校教授一职，使其能够把他撰写的南斯拉夫经历的文章扩充成书。莫斯利还建议考贝尔五千美元的年薪由学校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半分担。切林顿1940年在弗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国务院任职期间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创建工作，他为考贝尔提供了这份工作。
3月初，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考贝尔一家的政治避难请求。这位前外交官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给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们打电话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告知他已接受丹佛大学住校教授一职，教授国际关系。另外还告诉他们，他正在扩充修改他的南斯拉夫外交经历一书。
尽管已皈依天主教，约瑟夫和曼杜拉考贝尔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其他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途径，这是出于对40年代后期的政治及社会气候的特别考虑。许多移居美国的欧洲犹太人发现，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受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的压制而处于屈从的地位，这种文化带有浓重的反犹太主义色彩。非犹太人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更容易获得能实现美国梦的工作机会，这是当时人们心底的一股默认的潜流，一种无言的心领神会。这种情形使一些欧洲犹太人感到愤怒，而更多的人则选择放弃犹太人的衣着、神态、举止以求融入新环境。乔治卡西莫尔1956年27岁时来到美国，是30～40年代在匈牙利长大的一名纽约精神病医生，他写道：“在美国，基督徒的身份会为你带来新机遇。美国是个表面上友好、随和、政治上却赋予美国白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以特权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确实诱人。人们为了完全融入这个社会，他们不得不丢弃他们犹太人的特征。”而考贝尔一家早在8年前就已丢弃了。
40年代末，反共浪潮席卷美国。1949年9月，杜鲁门总统公开披露了苏联间谍窃取核机密一事。1950年1月，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于30年代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充当苏联间谍，此外，还被判作伪证。同年2月，在西弗吉尼亚阿普尔顿的一次演讲中来自威斯康星阿普尔顿默默无闻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声称拥有一份205人的国务院共产党雇员名单。虽然麦卡锡缺乏证据证实其指控，但敏感的华盛顿新闻公司在没有考证其准确性的情况下便匆匆将其观点公之于报端，由此麦卡锡时代的大幕被拉开。虽然麦卡锡由于滥伤无辜终为世人所不齿，但整个50年代的人目睹了成千上万美国爱国人士遭致灭顶之灾，这仅仅是由于所谓的对国家不忠的谣传。甚至在这场使理查德尼克松声名大噪的反共狂潮于60年代渐渐平息之后，其余波仍继续影响着美国几代人的外交政策。
戴维哈尔伯斯坦在其《50年代》一书中写道：麦卡锡对高层人士从事颠覆活动的大加指控触动了美国百姓的一根原始神经，“他敏感地捕捉到了潜藏在普通老百姓心底的不满情绪，因为他自己也是怒火中烧。”政府中潜藏共党分子的理论把右翼分子凝聚在一起，同声指责民主党对共产主义过于心慈手软。他继续写道：“民主党人则不得不在未来的30年内努力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心慈手软，他们不会把国家白白让给共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