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贝奈斯的是，奥尔布赖特看起来就像个领袖人物。尽管个子矮小，体态也不苗条，她却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签名的珠宝胸针，表现出爱国精神的丝巾，还有一顶得克萨斯州的黑色宽边牛仔呢帽，她用这些引起人们注意并感觉到她的在场。她跟已故的驻法国大使帕米拉哈里曼也不相同。这位民主党政治的女性老前辈，在邀请一些富有的名流进入她的沙龙之前，总是先在卧室里征服他们。奥尔布赖特却不是个荡妇。她是在东欧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从父母那儿得知，一个女人可以活得既聪明又开心。她小小地卖弄风情，施展着女人的魅力从男人那里获得支持，但却并未疏远其他的妇女。
更重要的是，奥尔布赖特将我们大家赞美的价值观人格化了。作为一个移民，她在成功的道路上比其余的人洒下的汗水更多，这是美国式爱国主义钢铁意志的象征。虽然她生活在民主政治中，并且以率直而著称，但是，正是这种爱国主义与她战时经历的结合，使国会山的保守派们接受了她。
与此同时，奥尔布赖特还一直是某些方面的局外者：一个待在战时伦敦的捷克孩子；战后东欧享有特权的外交官的女儿；抵达纽约时刚11岁的难民小姑娘；丹佛一所奇特的私立学校里仅有的十几名外国人中的一个；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帮衣着考究的共和党北方佬中的一个风格独特的民主党分子和奖学金获得者；一个著名而富有的报业家族的儿媳妇，这个家庭从未接受过她，尽管为了使他们满意，她甚至从罗马天主教转入了美国圣公会教派。
她的整个一生都有一种隔膜和特殊感存在，她一直在努力争取合法的身份。60年代，当人们希望年轻的妈妈们待在家里照料家庭时，奥尔布赖特却进了研究生院，学的偏偏又是俄语。寻找工作时，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她不选择教书、护理或艺术史等被认为是“适合”她那一代女性的职业，却匪夷所思地选择了外交政策这一长期被名牌大学男生占据的领域。70年代早期，全国民主党妇女俱乐部的成员请她去指导她们如何在外交政策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然而，她们却极少请她参加会后和姑娘们举行的非正式午餐。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并且依然是连接待与待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融合在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国家大教堂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之间获得更好的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板）和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友谊纽带。如今，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语言与语言、战区与战区、学校与学校、婚姻与离婚、学术界与政界之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们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与关系，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许多人问我，在我研究奥尔布赖特的生活时她是否给予了合作，回答是兼而有之。我于1997年元月开始报道这件事时，奥尔布赖特的朋友们反应倒热情。但几周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关于她的犹太人血统的故事。奥尔布赖特随即发表声明称，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关系最近的工作人员，都不会与任何想写她传记的人合作。为了使她改变主意，我给奥尔布赖特、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她身边两位最近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我请他们再考虑一下。我说，只有最了解她的人才最有可能画出最像她本人的肖像。9个月里，我未收到只字回信。
然而，当我开始采访奥尔布赖特的朋友和熟人时，国务卿在很感兴趣地关注着我的进展。她的新闻秘书詹姆斯P鲁宾—
杰米曾在不同场合对我说，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正在“重新估价”她关于不同任何传记专家合作的决定，其中的隐义是说，如果我为自己的雇主《时代周刊》撰写对她有利的故事时，他们可能会迫于更大的压力而与我合作。我告诉鲁宾，我从来不会因为某个新闻故事能为我本人或新闻中的主人翁带来好处而动笔，我同样不会因此而写一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