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证明自己在谈判桌前像男人一样的精明，这种想法在职业妇女中十分普遍。“杰出的男性一直被认为是精明的，除非有证明说他们是愚蠢的。”乔治敦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迪波拉唐楠说道，“而女人则总被认为是愚蠢的，除非有证明说她们是精明的。引起怀疑的焦点是，她们就不配在那种地方待。”
我开始研究后不久，《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一度与我在莫斯科共事的迈克尔多布斯就写报道说，奥尔布赖特的父母是犹太人，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共有3人死于大屠杀。
该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奥尔布赖特是在罗马天主教堂中长大的，因此，她有犹太血统的事实虽然令人感到有趣，却并不特别意外。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她不了解自己族裔史的说法。这位在捷克出生的国务卿，曾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研究东欧史，如今她却坚持道，她直到最近才听说自己的父母可能是犹太人。她虽然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死于二战，却从未问过他们的死因。她还说，自己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出生于捷克，其前半辈子是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效力的外交官，后半生则从事东欧史教学与写作。尽管如此，他却从未与自己的孩子们谈起过自己的家族史。奥尔布赖特关于自己不了解内情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看来，如果她不是极度天真的话，就是有意要回避事实。对于一个刚上任不到两周的重要领导人而言，这两种想法都不大可信。
道布斯的报道，使我在研究其家族历史和经历对奥尔布赖特生活的影响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当我从布拉格到伦敦，再回到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然后到长岛、丹佛、威斯利、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从乔治敦到国会山、白宫，最后到国务院—追溯她的生活足迹时，我发现，很少有人相信她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家族血统。我在伦敦和布拉格采访的十几位考贝尔家的朋友和同事，也都认为这不可能。
但是，那些知道并与她父亲共过事的人几乎都说，她父亲倒是每次都显得与自己的犹太血统十分疏远，大家都说他是个胸怀大志而又十分务实的人，他认为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将成为他的职业绊脚石并影响其子女的前程。“捷克政府并不反犹太人，但作为犹太人在外交部工作并无好处。”已故的列夫布朗说道。布朗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和捷克语翻译，曾在二战期间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共过事。奥尔布赖特对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她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的人”。但是，考贝尔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并未在公众中被讨论，在被她主要用黑白两色描绘的复杂的战时政治理想蓝图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阴暗色调。
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两人在学术和情感方面都十分相似，都是睿智聪明、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懂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隐埋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忘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根，还包括二战大屠杀本身。他虽然写过5本现代欧洲史专著，却很少提及二战中犹太人的命运，而这正是他所研究专业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节。1977年，在他来美几乎30年后发表的专著《20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历史意义》一书中，考贝尔将集中营的存在一笔掠过，至于被阿道夫希特勒几乎完全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口，他只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十多次，最长不超过三句话。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做的是丹佛大学国际学研究的教授，他教欧洲史并指导20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来的。考贝尔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德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他们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不佳，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考贝尔写道。
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有效地吸收了这些教训。她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餐桌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