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对现代欧洲史深入骨髓的感受，使她有别于其他的美国领导人。“这是玛德琳的亲身经历，”哈维尔说，“所以她懂得慕尼黑这类词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着永远不会有和平和稳定的分界线。她了解一切关于缓和、关于向独裁让步的民主的实质。”奥尔布赖特的第一手材料使她知道，当独裁者举起他们的屠刀之时，当暴政当道之时，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寓所里所有的人都会向防空洞跑去。
然而，对她的当选有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奥尔布赖特是克林顿一家人——比尔和希拉里——在与之相处时都感到舒心的候选人。克林顿总统认识到，她是个令人耀眼炫目的演说家，是个对她所服务的人民绝对忠诚的人。她既能对付新闻界，又能在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提高他的威信。同时，她还不会像里查德。尼克松手下的亨利。基辛格那样，为他自己寻求喝彩和赞誉。
在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她表现得十分强硬”，克林顿总统说道，“她支持我在海地的做法。当我们不得不做些起初得不到广泛支持的事情时，她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我能看出来，她喜欢冒险。”
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的政治，一种要求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由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决定外交政策，或由外交家制定这方面的政策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的例外，她既了解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在这出把水晶般透明的正义之音，与常识巧妙结合的小歌剧中，奥尔布赖特是一位大师。“我认为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了，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克林顿说道。
这本书并不是分析奥尔布赖特的外交政策手段的专著，而是一个爬上美国政治阶梯最高层的女人的人生故事。她爬上这一高位既出人意料，又不合传统。尽管任何一本写国务卿的严肃传记，都不可能省略外交政策这一部分，我还是把它留给其他更擅长国际事务的专家来写吧，以便让他们来正式评价她任职的效果。我的使命是，追踪奥尔布赖特冲破重重阻碍，成为第一任女国务卿的足迹：了解她离婚后，在一个遗弃妻子如敝屣的社会中飞黄腾达的历史。这个女人是谁？她来自何方？她想些什么？她可以能在美国的男女精英群中脱颖而出？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没有任何指南可供查询，我只有追溯奥尔布赖特生活足迹的欲望。因为我知道，与多数公共官员相比，奥尔布赖特的生活经历要丰富得多。我是在报道杰拉尔德M费拉罗参加副总统竞选时第一次遇到奥尔布赖特的，她当时是费拉罗的外交政策顾问。在她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我以《时代周刊》杂志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她。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是我的客人。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
让人们了解这位国务卿的生活轨迹一直是我的目标：她在战争时期的欧洲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50年代在美国进入成年，嫁给一个有钱而缺乏同情心的丈夫。在多年的工作中，像无数上班族母亲一样，她也曾为家庭和工作、职业和个人爱好之间求得平衡而绞尽脑汁。
奥尔布赖特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丈夫、孩子、狗——希腊人佐巴称之为“全部灾难”的东西。父母爱心所编织的安全屏障，舒适而有节奏的婚姻生活，养育孩子的欢乐与麻烦，产下死胎时那痛入骨髓的悲伤，因父母去世而感受到的那种空虚，离异的痛苦和愤怒，这一切的一切，她全都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离婚使她得到了解放，燃烧起她的强烈抱负，激励她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圈子。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深深地爱着她的女儿和家庭。她也是一个慷慨的朋友，经常为朋友打开家门，无论这些人是需要修补受损婚姻的朋友，还是只需在这个城市停留一夜的匆匆过客。这是一个从主妇变成政治家、又变成外交家的女人的故事。这个人既享有众多妇女的友谊，又很喜欢男人的陪伴。
像众多成功而有抱负的人一样，奥尔布赖特对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很有信心，但她也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需要不断的鼓励。朋友们发现，舞台后的她十分容易受到伤害，总以为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要算计她。在当今的公众舞台上，她几乎比任何人都更看重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