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考贝尔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他及亲人能够在美国待下去。1949年2月12日，他提笔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前参议员沃伦R奥斯汀写了封信，请求准许他自己、他的家人及南斯拉夫女仆在美国避难。
考贝尔在信中强调，在专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从未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供过有关任何委员会的情况，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民主而又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一名先进代表，而不是共产党政权的走卒。其主要内容如下：
阁下：
在1948年2月25日布拉格发生共产党政变之前，我已被选派为该委员会成员。我决定继续在该委员会工作，是因为我坚信阻止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分子取代我的位置可为民主及和平的共同事业助一臂之力。就这一点我曾同流亡中的战友取得了共识，并于1948年6月向美国驻英国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先生通报这一决定。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拒绝追随苏联集团的政策，该集团的代表阻碍联合国、联合国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的一切积极的工作。我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民主而又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而没有向捷克共产党政府做过任何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鉴于此，我本着相互信任的态度与委员会其他成员精诚合作，决心为民主及和平这一共同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我不能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会由于忠诚地信奉民主理想而遭逮捕，因此，我请求获准居留美国，并请求将相同的权力给予随我在联合国的任职而来到美国的我妻子及3个孩子。如蒙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阁下转达上述之意，我将不胜感激。我妻儿的材料随信附上。女仆F梅森格尔女士受雇于我将近两年，我确信她是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南斯拉夫女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为我们家服务的缘故，她也难以回归故里……
冒昧地随信附上我欲意于2月14日向新闻界公布的声明内容。
请阁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及深深的谢意。
您忠实的
约瑟夫考贝尔
与考贝尔的公开声明有一点出入的是考贝尔曾就委员会的活动情况确实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做过至少一次汇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证明，考贝尔发回了一封电文，在印度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贾罗斯拉夫西诺哈在电报末端正式签名之前，考贝尔在电报内已签名在先。这封电报于1948年7月发自新德里，其内容如下：2756／B／1948关于：克什米尔委员会顿克莱门提斯外长：
根据您的145.942号指示，考贝尔汇报如下：委员会已满负荷运转，每天召开两次会议，成立的军事支委会正向卡拉奇派遣成员，其首要目标是平息战火。在官方驻地我被告知他们将欢迎委员们的克什米尔之行，并会受到印度政府非常友好的接待并同外交部副部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请复音考贝尔
西诺哈1450
负责审查考贝尔避难申请的国务院官员跟在美国驻联合国官员小托马斯F鲍尔取得联系，以详细地了解考贝尔的情况。在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期，曾任埃莉诺罗斯福的助手、后成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副秘书的托马斯鲍尔找到了杰恩帕潘尼克，此人曾在二战中代表流亡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后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
1948年发生的共产党军事政变使帕潘尼克辞去了职务，但仍留在美国，参与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筹集资金的美国基金会。1948年秋，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解难民营状况，之后回到纽约极力鼓动联合国采取措施救助浪亡者。
无巧不成书，1948年12月，帕潘尼克和考贝尔同乘玛丽女王号客轮一等舱，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过面。帕潘尼克曾公开声明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但考贝尔没有。无疑，俩人都意识到对方（在船上）的存在，因为人手一份乘客名单，很有可能俩人都有意避免见面。考贝尔的老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如是说：“帕潘尼克没跟考贝尔在船上说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清楚对方的立场”。当鲍尔征询对考贝尔的评价时，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官在一份态度复杂的报告中保留地表达了一些看法。鲍尔这样写道：按照请求我于3月11日征询了帕潘尼克博士对考贝尔的看法。
帕潘尼克博士说他拿不准如何评价考贝尔，他说他跟考贝尔的直接交往很有限。他知道由于考贝尔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对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做过一番评价而使后者捞到不少政府资本，考贝尔在战时为流亡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持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