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特尼克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们硬要他请考贝尔吃饭，因为所有同事中只有他从来没有亲自和考贝尔一起工作过。出于礼貌，马斯特尼克请考贝尔和他的妻子一起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娱乐厅的餐厅吃饭。民族娱乐厅是捷克流亡人员在伦敦的非官方俱乐部，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格调。餐厅内到处布置着打着摺缀勃良第红葡萄酒色的天鹅绒，空气中弥漫着炖牛肉和香烟刺鼻的香味。老主顾们细嚼慢咽地品尝着捷克斯洛伐克传统菜，放着苹果布丁和肉汁的烤鹅，配上泡菜和贡蒿子，再加上一大玻璃杯比尔斯尼尔啤酒。马斯特尼克问考贝尔：你曾经和共产党在一起亲密地工作，为何当你到美国时，你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当马斯特尼克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刚刚碰到一个土包子的神色。“那么你怎么做呢？”他说。“我在美国能够做什么呢？很不错，我在一所大学找工作。为了挣钱，你做你不得不做的事。”
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考贝尔在到美国时坚持的坚定的反共观点，他的女儿如今仍在追随这些观点—一很有理由说，是他企图使自己尽可能避开没有切断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联系的决定。或者，它们是一个曾看到魔鬼开始忏悔的人留下的遗言。1949年2月申请政治避难的信函和1949年4月与克莱门斯的谈话记录都把考贝尔描绘成了一位具有民主主义原则的战士。当他在美国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时，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怀疑也开始对他选定的这个国家产生影响。
1949年2月考贝尔对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刊登在2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在声明中声称他加入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如此长时间工作是为了防止一名共产党人占据这个位置。考贝尔最初的声明以一个严正宣言结束。“我当然不会给予布拉格共产党政府任何支持。他们把我的祖国出卖给苏联，使得热爱民主的、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完全处于屈从状态。经济上赤贫化，国内和国际情况不断恶化，割断了与西方民主和文化的联系。”考贝尔的夸大其词无疑使美国人大加赞赏，美国媒体利用这篇声明借题发挥对共产主义口诛笔伐，大肆进行攻击。奇怪的是考贝尔宁愿让人们认为他是民主战士杰恩马萨里克的办公厅主任，而不愿是共产党员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的主要工作人员，而他的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坚持认为这才是考贝尔的工作。
无疑，考贝尔是一位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真正地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可能和他的同事相比起来，他用了更长的时间去认真思考他所面临的选择，也可能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给他的危险。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在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效力的10个月为他赢得了计划逃跑的时间。
12月12日，和克莱门提斯戏剧性的会面两周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正式免去考贝尔的职务。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他的所有国内的财产也被没收。5天之后，他在南安普敦登上英国邮轮玛丽女王号，他随身共带了6件行李，坐在头等舱房，去往美国。
考贝尔的船费是由联合国支付的。像全世界政府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的日常文书工作效率太低。克莱门提斯给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弗拉基米尔霍迪克博士发了一封标有“加急”的电报，通知国际机构有关考贝尔被免职一事，同时，建议联合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免去考贝尔在克什米尔委员会的职务。“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这一通知将自动说明，他失去克什米尔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但是，这份电报的日期是1949年1月13日，考贝尔已于3周前安全抵达美国。
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席卷整个欧洲的历史潮流，迫使考贝尔不得不权衡他的选择，迫使他在有前途的事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家人的安全之间作出选择。最终，对家人的热爱和为民主主义献身的理想在他的心里占了上风，他决定妥善地找出一条通往安全世界的道路。在那里，他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并不是都赞成他所做出的决定，但是他们不得不赞赏他的实用本能和技巧，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和宣传的迷宫里他巧妙地周旋，走错一步都将意味着碰壁、监狱和死亡。
第二章玛德琳
8．从头做起
“我记忆最深的早年生活是到处奔波，不得不频繁地认识朋友……。我总觉得自己从来不像个孩子，大部分时间跟大人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