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提斯直截了当问到了考贝尔的计划：“这就是说，如果你在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以后，你不再回去了？你的家人在什么地方？”考贝尔回答说，他们早已到了纽约，他计划去和他们会合。
克莱门提斯突然言而又止，他告诉考贝尔从理智上他理解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捷克外交官，他不禁感到害怕：他将由于背上叛国的罪名而被解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克莱门提斯说：“当然，我将把你从外交部的名单里除名。”几天后，他动身返回布拉格，他们两人从此再也没见过面谈过话。
谈话的内容记录于1949年4月的一份备忘记录，这份备忘录是考贝尔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菲利浦莫斯利博士举办的研讨会起草的。但是考贝尔的备忘录的时间的选择上提出了一些问题，他是在为他和他的全家提出政治避难的两个月以后写的这份文件。他有意消除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表现真实情感中的细微的差别和暧昧，故意把自己刻画成为一名激进的反共分子吗？任何对于这个谈话批评性的分析都会有这种疑问。另一方面，考贝尔的全家和女仆是在5月份之前从美国拿到的签证，正如考贝尔告诉克莱门提斯的，已经到了美国。这就是说在他在巴黎遇到克莱门提斯几个月之前，他就决定逃出捷克斯洛伐克，令人感到模糊不清的是，他是计划继续在美国为委员会工作或者是立即逃跑。
在考贝尔和克莱门提斯的谈话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名顽固的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可是他的一些同事们并不这样看他。因为从1948年2月直到12月12日他被免职，他一直在为共产党政府工作。他曾被任命过大使的职务，而后，又参加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或许是因为他们都经受过磨难，坐过监狱，而考贝尔却没有这样的遭遇。考贝尔战时的同事们都严厉地批评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府保持那么长时间的联系。“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要选择干什么，”佩维尔底格里德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和作家，是考贝尔的一位老朋友及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他做了多年的监狱，一直过着流亡生活，“一些人在政治上比另外一些人要宽松一些……。如果是其他人，我一定会骂他为机会主义者。但考贝尔是一名忠诚的、勤奋的公务员，他尽职尽责。这并不违背他的立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在内心对贝奈斯与苏联结盟的强硬路线感到不满，除在朋友中间之外他从未公开表示过他的看法。”亚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儿子，已故的杰恩斯特伦斯基曾亲眼目睹考贝尔接受洗礼，并曾和他一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认为考贝尔公平地保持了政治忠心的平衡，他在临死前曾说过：“他是一个贝奈斯当政时的外交官，他不是一个反共分子，更不是一个亲共分子，他介于两者之间。”
欧洲比美国有更多的人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上的细微差别，考贝尔认为苏联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在欧洲，很多人都持这一观点。慕尼黑事件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是向苏联人谋求她的生存，而不是西方。“在贝奈斯的有生之年基本上是以慕尼黑事件为特点的，”底格里德说，“绝不能让慕尼黑事件重演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因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慕尼黑事件不再重演的最好的保证。但是他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认为，西方将向左派阵营靠拢，向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苏联将进行开放，向着一个开放的社会迈进，最终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众所周知，他的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
随着事情的明朗化，使人很容易做这样的判断。而在当时，考贝尔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感性，和共产党共事的。“被称为贝奈斯政策的政策是规则和法律，”底格里德说，“考贝尔和其他人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政策。我记得有好几次……有时，考贝尔不那么有把握，但是，那是政策。我们是贝奈斯政府的，贝奈斯就是捷克的政策，没什么好说的，任何人也不能替代。”
考贝尔的一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们非常讨厌他们所认为的这位外交官的亲苏观点。1970年初，在二战结束25年以后，考贝尔回到伦敦进行访问时，他们拒绝和他一起就餐，曾是朋友的人们都找借口回绝去见他，考贝尔为此显得很悲哀和吃惊。“考贝尔问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和他谈话，”兹德里克马斯特尼克说，他是1948年在伦敦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后成为高级节目助理，负责捷克编辑处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非常痛苦，很奇怪，他居然一点没有觉察，朋友们是那么憎恨他，他对此感到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