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经过一夜顺利的航行，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勒阿弗尔。当乘客们在早上醒来时，港口仍处于在一片沉静之中，考贝尔一家在头等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是，当轮船再次起锚时，冬天的天气来临了，大海变得波涛汹涌。曼杜拉和范茜在6天的航程中一直在呕吐，她们呆在舱房内，玛德琳照看凯茜和约翰。“我只是努力把它熬过去。”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如今说。11月11日，停战日这一天，轮船到达纽约。当船从自由女神像旁边开过时，考贝尔一家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美国国土。就在10天前，玛德琳和全家人一道从收音机里收听了美国选举结果，当他们听到哈里S杜鲁门出人意料地在最后一分钟战胜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当选为总统时，他们大声欢呼起来。杜鲁门将成为他们新的国家的总统，这是玛德琳考贝尔最初的政治意识，那一年她11岁。
当考贝尔的家人乘船去美国时，他自己正在巴黎联合国委员会。曾和考贝尔一起在伦敦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广播处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也在巴黎，他当时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由于共产党的二月政变，他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正是他推荐考贝尔任南斯拉夫大使一职，克莱门提斯喜欢考贝尔并看重他的忠诚。
考贝尔和克莱门提斯在11月8日见了一面，时间很短。而此时，考贝尔的妻儿3人已在3天前登上亚美利加号轮船，离开南安普敦，现在正在去纽约的航程中。克莱门提斯询问了考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的看法，考贝尔答道，他对此感到很担忧，因为人民对此感到不满，同时经济也在下滑。接着他说，共产党在2月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接管，增加了美苏战争的危险性，他认为美苏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克莱门提斯不赞成考贝尔的观点。“苏联人不会发动战争。”他说，“但是，如果美国人先这样做，苏联人将在短时间内占领欧洲其他的国家。”谈到这里时，电话铃声响了。克莱门提斯告别考贝尔说，他从布拉格回来以后再见他。
他们俩人于11月26日再次见面，这一次他们进行了异乎寻常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反映了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早已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他们的谈话使得这两位亲密的朋友产生了对立情绪，最后，断绝了他们曾经保持的个人和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考贝尔后来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克莱门提斯开门见山地问考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看法，考贝尔回答说，“部长先生……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不得不对国内的事件表示遗憾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克莱门提斯并未对此有吃惊之感，但是他的意思非常明确：“这就是说，在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你不回国了，是吗？”考贝尔先略思了一下，然后说：“我感到非常苦恼，我不会进入党内。因为我不会去做成千上万人做的事情。他们入党只是为了职业我不知道我能在国内还能做什么。我不仅不赞成共产党，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适合的工作可做。最重要的是，我不能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政府，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使自己适应它，最终，我将受到指责。”
克莱门提斯的话让人目瞪口呆：“那就是说你害怕了。”考贝尔平静地答道：“我没有理由害怕。”考贝尔认为它是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压力让人难以难受。考贝尔接着说：“并且，永远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对我提出什么指控。”考贝尔警告克莱门提斯说，甚至像他这样的共产党员也可能身处险境。“你指责过这一政权，部长先生并且这样的事永远不会被他们遗忘。”克莱门提斯回答说：“但是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考贝尔说，这无关紧要。“有一天，它会被还回来，会被用来对付你。”
考贝尔告诉克莱门提斯，他并不认为有可能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有一个进步的纲领是必要的，但同时，要保证个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让人可以忍受的解决方法。”
最后，考贝尔坦率地说：“我不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已经权衡了他的选择，他的主意已定。“不管是否忠于你，从我个人而言，为了我的信念和良心，你将理解我不能再犹豫。”他说，“从我们的国家一发生变革开始，我就持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