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最悲惨的一幕即要开始。
7．叛逃
1945年，我怀着最美好的信念去了南斯拉夫。我丧失了这个信念。
——约瑟夫考贝尔
伦敦又一次为考贝尔一家躲避国内政治骚乱提供了避难所。在回到英国首都几天内，曼杜拉考贝尔把家安在了伯爵公寓大楼一楼的一套公寓内。房间黑又阴森。房子太小，浴缸和煤气热水器都在厨房里，家里人经常担心他们打开热水器时，它会爆炸。
曼杜拉忙于照顾凯茜和约翰，当时凯茜6岁，约翰一岁半。联合国委员会计划在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继续工作。考贝尔秘密地，但却有步步为营地为坐船去美国做好了安排。当玛德琳在瑞士学校的学期结束时，她从日内瓦乘机飞到伦敦和全家人团聚。
夏季的一天天过去，考贝尔的新职务让他一直忙个不停。7月5日，委员会离开日内瓦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考贝尔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往返于卡拉奇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后，去了克什米尔河谷的斯利那加，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9月21日，委员会离开斯利那加去日内瓦为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准备一份中期报告。
玛德琳在那年秋天去伦敦一家法语中学注册入学，校内的课程均用法语讲授。“我常把书放进手提箱内带到学校去，因为书太多了。”她说，“这所学校是我一生所上过的学校中唯一一所课程最难的学校”。
曼杜拉考贝尔期待着全家再次团聚，安娜索尼克回忆了1948年9月暂住在曼杜拉家里几天的情形。索尼克说，尽管考贝尔一家的房子很小，曼杜拉仍然让她和她的丈夫普雷米克住到她家。他们刚刚令人心悸地逃出捷克斯洛伐克，到达伦敦。在刚经历了一场逃出贝尔格莱德的情绪上的波动之后，身边的孩子们越发难以和睦相处，曼杜拉很乐意把她家的门向捷克朋友们敞开。
安娜和普雷米克乘火车去波希米亚西部的一个名叫赫布的小城，这个小城离西德边境很近。他们从赫布开车到一所房屋的前面，房子的主人答应过带他们越过边境到西德。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带着一个篮子，假装去采蘑菇，那个人把他们带进了附近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仍以为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实际上，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越过了国境，到了西德。碰巧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德国边境警卫和他的女朋友在摘蘑菇，他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给拘留了起来。索尼克夫妇一直大声喊叫和挣扎着，直到他们的捷克向导穿过树林，逃回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按计划让他第二天护送安娜的父母偷越国境。索尼克夫妇被带到了西德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后才来到伦敦。一到伦敦，他们就发现考贝尔家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欢乐，他们自己的磨难也还没有结束，他们仍在等待着把他们的儿子护送过来。索尼克说，“在战争时期，考贝尔家通常很热闹，孩子们都在大人们的身边玩耍，到处是一片欢乐。但是1948年的9月，他家的气氛不像过去那样热闹，那时我们也正在等待着把我们一岁的儿子带过国境与我们会合。”
索尼克夫妇是1948年逃出来的，因为安娜索尼克的父亲亚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在政治上也不受共产党欢迎。在194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他曾就任过司法部长，后任教育部长，他和贝奈斯总统和马萨里克外交部长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48年2月，他和另外几位部长向贝奈斯提出辞职。他们错误地估计，通过辞职，他们可以迫使政府举行新的选举，并在政府内和共产党形成一个新的抗衡势力。
在战争年代，安娜索尼克对考贝尔一家了如指掌，她知道他们一家有犹太背景，但是他们从不谈论这个话题。
我当然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她说，“逃出来的人相当数量是犹太人，我们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对于考贝尔一家计划去美国一事她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在5月份已拿到签证，看来他们并未向很多人透露过他们的计划，即便是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考贝尔深知，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势态迅速发展。1948年11月5日晚，曼杜拉考贝尔和她的3个儿女，玛德琳、凯茜和约翰，在英国南安普敦登上亚美利加号轮船，他们随身带了21件行李。由于他们有外交官家人的身份，他们坐在头等船舱。考贝尔一家还带了一位20岁的南斯拉夫姑娘，她的名字叫S范茜梅森格尔，在贝尔格哥莱德大使馆时她为他们当了两年的女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