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贝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他的朋友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明晰。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在没有任何人的限制和分享权力的情况下，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说，“这是一个新的进程，考贝尔对于这一新政权感到不自在或者不安全。”同时，他并没有立即和共产党政府切断联系，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很多的官员们在2月25日后，立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考贝尔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又效力了10个月。在结束了驻南斯拉夫大使的任期以后，到12月12日，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官方代表被派到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尽管考贝尔为共产党政府效力而受到批评，有迹象表明他把为这一工作看作是他逃跑的唯一机会，并且他工作的这几个月，也给了他时间安排逃离。
当考贝尔离开国内时，他一直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很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一样，他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回到祖国，或是放弃他所有的一切，一无所有地逃到西方。
考贝尔断定，到联合国任职是给他的家庭提供了逃跑的唯一机会。考贝尔的一些捷克同事们认为，他和另一位外交官，可能是英国人，达成了秘密的协议，迅速把他的全家转移到美国（对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来说，帮助持不同政见的人从东欧逃出来是常事，但中央情报局拒绝进一步证实或否认它曾帮助考贝尔逃到美国，说这是惯例，不能说）。考贝尔是成千上万个面临留与走这一问题中的一个，但成千上万或更多的人根本没有这种机会供进行选择。终于，他做出了痛苦无比的决定。放弃梦想，向自己的祖国告别。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严肃地说：“他决定不返回祖国。”
据报道，考贝尔让他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私人秘书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内藏了一些家里的财产。后来，他试图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到美国。很多月以后，装有家里珠宝的箱子被送到考贝尔在美国的住处。可是当打开箱子时，全家发现秘书把箱子送错了，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大使馆在仪式上使用的红色长地毯。当考贝尔欲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就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妻子打电话，秘密地告诉她：“你们要说去度假，带上你们需要的东西。”在初夏炎热的一天，曼杜拉带着凯茜和约翰在贝尔格莱德坐上火车，开始了漫长、令人厌倦的旅行。随身只带了几件行李。到瑞士时，他们下车去看望玛德琳卡。当时她仍旧在寄宿学校上学，他们一起在洛桑市逛街时，玛德琳卡向她的妹妹介绍了吃泡泡糖的乐趣。
在洛桑，曼杜拉和她的两个幼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当他们到伦敦时，曼杜拉打电话给考贝尔的老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当时古尔德斯达克在伦敦为政府效力。事前古尔德斯达克同意给他的老朋友约瑟夫家人提供个住处。“她们到我这里的时候，都已筋疲力尽。”他回忆说，“孩子们没有睡好觉。他们到了我们家里以后，沉睡了好几个小时。”
古尔德斯达克认为，如果考贝尔选择回捷克斯洛伐克，他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随着岁月证明了，凡是在西方有名气的人都陷入了困境。”古尔德斯达克实事求是地说，
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逃脱了对我的绞刑。”他意识到，他和考贝尔最好不要谈决定逃跑的原因。考贝尔一家的安全，还有古尔德斯达克一家的安全都取决于一种表面现象，这不过是老朋友之间普通的走亲访友而已。“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说，“你看，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管怎么说，他来找我，我得以一个亲密朋友的名义接待他。”古尔德斯达克没有询问考贝尔一家的计划，他十分的确定，他的朋友是要去美国，联合国总部就在那里。但是他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最好把这些问题留到以后再说吧。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终将认为考贝尔的举动是叛国行为，古尔德斯达克并没有为给朋友提供庇护所带来的后果而担忧。“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是否很危险。”他说，“那时我们没有考虑到会被定为叛徒或其他的什么，那是以后发生的事，是在苏联控制我们以后。”
古尔德斯达克和考贝尔在这之后又见了几次面。一次是在伦敦，一次是在丹佛。每一次他们见面时，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政治，谈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战时的经历。尽管两人关系密切并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有一个话题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们从没有谈到过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这一令人恐怖的事件，我们都铭刻在心，但我不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谈论过此事。”古尔德斯达克说，“它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