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其余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剧了他们的活动，公开为1948年的竞选做准备工作。1948年元月，考贝尔从贝尔格莱德回到布拉格去探望贝奈斯，同时他也想试探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
1月12日，贝奈斯接见了考贝尔。因为患了两次中风，总统说话有些困难，考贝尔感到他仍旧保持着警惕性。他告诉考贝尔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充满信心，选举在春季按时举行，共产党在选举中会失败的。考贝尔问贝奈斯，是否共产党会进行政变？“不要担心。”贝奈斯回答说，共产党暴动的危险期已经过去回南斯拉夫去继续工作吧。
194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考贝尔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联合国一个特别代表团。1948年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以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领土主权的争端问题。两个都是刚刚独立的国家，这一地区爆发了公开的战争，联合国希望实现停火协议，并创造条件最终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克什米尔是归属印度或巴基斯坦。委员会最初由美国、阿根廷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根据联合国的记载，委员会名单是1948年2月10日印度提出的，4月21日安理会又增加了两个国家比利时和哥伦比亚，代表团被称为联合国印一巴问题委员会。杰恩马萨里克告诉考贝尔，如果他不接受委员会的职位，就有可能会任命一个共产党员接受这一职位。考贝尔和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和英国国会下院议员菲利普约翰诺埃尔—贝克就他的去否进行了商量，考贝尔表示同意接受这一职位，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在他的《克什米尔的危险》一书中，考贝尔坚持认为他是1948年2月5日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的，也就是在1948年2月25日，几乎共产党在布拉格接管政府3周前他接到对他的委派。
可是，考贝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正式档案里却记载了不同的时间，档案上写着考贝尔是在共产党接管政府的3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48年5月13日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的。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明考贝尔是否是在共产党当政期间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考贝尔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他的时间是有动机的，特别是在他做出了逃往美国的决定之后。他正在进入一个战后新的气氛中，在几年内，掀起了对赤色分子的迫害和麦卡锡主义的高潮。他将尽力掩盖和共产党的联系，他这样做可以被人理解。他在提出自己和全家避难的信中，考贝尔提出了在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的那段经历作为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理由，他同时强调了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冷淡关系。
如果无法认定考贝尔是什么时候被提名为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成员的话，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永远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国避难也同样困难。众所周知，他是在1949年2月提出的政治避难，但有一点不明，考贝尔在1948年春天试图逃跑时，是否是在他的一家拿到美国的签证的时候，在美国联合国委员会将继续它的工作，或者是在这之后，当时，他和他的一家人早已安全地在美国安家。但是考贝尔5月份申请签证的事实，似乎表明他是在到美国之前决定利用联合国委员会提供给他一家的机会逃出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在到美国以后才提出的避难，他为布拉格共产党政权继续在联合国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使整个事件变得复杂化，并使他受到了来自同事和朋友们的批评和指责。
达格玛记得当时曼杜拉告诉她舅舅已经接到联合国让他到克什米尔去的任命，她和孩子们将去英国居住。达格玛说，考贝尔一家从没有让她和他们一起去西方国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不同意她的表姐对这些事情的说法。奥尔布赖特说，因为她的父亲在战争时是达格玛的监护人，他当然会让他的外甥女和他的全家一起去英国。“如果他可以做出选择，他决不会把这么年青姑娘留在那里。”奥尔布赖特说，“她已18岁了，她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
不论情况如何，达格玛关于她是什么时间听到考贝尔任命的回忆证实了考贝尔的声明。他是在2月25日政变前被任命为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的，或至少是在外交部的正式档案内记录的时间5月13日之前收到任命的。而且，送曼杜拉和孩子们去伦敦的决定也说明，考贝尔在1948年早些时候就做出了出逃美国的决定。如果他计划去纽约联合国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和全家一起回布拉格的话，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至少应该在考贝尔准备动身去美国时留在东欧。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逃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被封锁之前，就像他们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时的情形一样，作为预防措施，在1948年夏季，考贝尔送他的全家去了伦敦。尽管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是在1月20日成立的，直到几个月以后，该委员会才被召集派往上述地区。6月15日，委员会第一次在日内瓦集合。考贝尔5月下旬离开贝尔格莱德去了日内瓦。5月早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新宪法，其中包括很多自由和民主的条款。但事实上，它反映了共产党的权力高于一切。贝奈斯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并于6月7日，辞去总统职务，哥特瓦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