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他们做出的选择和牺牲越多，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就理解得越深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父母们的基本本能保护家人和孩子们，给他们创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考贝尔一家于1945年9月28日乘坐一架德国老式飞机飞往贝尔格莱德。这是一架1930年制造的三引擎飞机，战时曾用作投弹和空降，当德国人撤退时：它被丢在了布拉格的机场内，捷克人把飞机夺了过来。只有一位南斯拉夫外交部的官员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接他们，正如考贝尔在以后他的书中写道的，那是一次“适度的欢迎”。
当考贝尔一家乘车进入市区时，他们的车从缓慢地走在他们的马车后面的塞尔亚农民们身边驰过。6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考贝尔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昔日的火车站，“现在是一堆堆瓦砾。一个临时的木屋顶试图把一片废墟掩盖起来。陆军军官学校荡然无存，很多建筑都毁于德军和盟军的轰炸。曾经是挤满了小房子的狭窄的街道，现在变成了大片的空地到处是荒草覆盖的断壁残垣。”考贝尔被南斯拉夫人民重建首都的高涨的工作热情所打动，甚至连孩子们也帮着重新铺设道路。
考贝尔到达贝尔格莱德20分钟，就去拜访了佛莱多里布尼卡，考贝尔的一位老朋友，曾在1939年3月帮助考贝尔一家逃到伦敦，里布尼卡从没有去看望过考贝尔。当里布尼卡的妻子生病时，考贝尔送去了一束鲜花，而她没有向考贝尔表示过任何谢意。考贝尔理解他们对于来看望他而表示出的不知所措，但是不言而喻地证明，战争使东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考贝尔一家的住处却十分豪华。他们一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内有一套宽敞的住房，二楼上方有一个枝形水晶吊灯，棕色大理石墙壁的小舞厅，考贝尔夫妇有时在里面举办音乐会，一个圆形的楼梯通向他们楼上的私人住房。
玛德琳卡的教育成了一个令父母关注的主题，因为考贝尔夫妇不愿让女儿和南斯拉夫的孩子们一起坐在公立学校的教室里，他们带来了一位捷克家庭女教师。她住在玛德琳卡隔壁的房间里，每天家庭教师在家里指导玛德琳卡学习功课。因为曼杜拉考贝尔叫她的女儿“玛琳”，当她是小孩时就用这个名字签名。直到她10岁时，她才使用另外一个名字。
小玛德琳卡的生活很孤独，除了另一个外交官家里两个比她年龄小的孩子以外，她没什么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没事她就和家庭教师一起散步。她的家庭教师只有20岁，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暑假给她带来一些快乐，他们一家常去亚得利亚海一个叫做奥帕蒂亚的旅游胜地的沙滩上去玩一星期。奥帕蒂亚在当时的北南斯拉夫，他们住在那里斯大林旅馆内，然后他们一家去布莱德再呆上一星期。布莱德是斯洛文尼亚山里的一个小城，城内有一个大湖，玛德琳卡喜欢在里边游泳。
10岁时，玛德琳卡在学习方面表现超过了和她同年龄的孩子。可是，因为她年龄太小，不具备升级的资格，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到瑞士的学校学习，他们选择了谢克斯布莱斯的波列普琳那学校。谢克斯布莱斯是瑞士阿尔卑斯山里靠近日内瓦湖的一个小城，玛德琳卡大发脾气，不想去瑞士上学。
但是她失败了，虽然患皮疹，她还是在两个星期之后到校。秋季学期已经开学，她不会说法语，也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学校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玛德琳。她的世界被彻底翻了个：“开始时，我讨厌这一切。”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如今说，“在学校第一年的圣诞节我没有回家，我的父母认为我应该留在学校里。”结果，那个假期过得无聊极了。大部分姑娘们都回家去了。玛德琳被送到附近的德语学校，吃、住都在那里。“那也许是我过得最坏的圣诞节”。
我不会说德语我处在了悲惨的境地，并且我不得不呆在这个令人恐怖的学校里。”那一年冬天，曼杜拉考贝尔在贝尔格莱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杰恩约瑟夫。奥尔布赖特说：“当时我的处境很可怜，他就像王子一样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他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长了一头美丽的金发，每个人都为此感到激动不已。”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势力范围正在扩大。1946年5月的选举显示出了在战后这一国家的新的力量的平衡，捷克共产党在全国的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这是所有政党中获选票最多的一个党派。共产党的领导人克莱蒙德艾特华尔德成为总理，贝奈斯保留他总统的职务，杰恩马萨里克仍旧是外交部长。按比例共产党在国民议会和政府中是最大的党派。尽管共产党仍旧通过联合政府来管理国家，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把自己建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权力集团。事实上，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一些重要的部门，这就为他们今后接管政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