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考贝尔开车把全家和达格玛一起带到赫拉德昌尼广场，一个山顶上的小公园。园内绿树成荫，长满了高大的洋槐树，距赫拉德昌尼古堡只有几步远。他租了一套有5个房间的大公寓，公寓是在一栋17世纪专为当地贵族建的一栋大房子的二层楼上，房内有一个大壁炉和分开的佣人房间，富丽堂皇的巴罗克建筑形式的横饰带使窗户看上去尤为显眼。一个拱形的木门廊通向清静、铺有圆石子的院内。院里常春藤长长的藤蔓盘根错节沿阳台蔓延生长。一楼有一个乡村风格的小餐馆，装饰着粉红色和白色天竺葵，显得格外浪漫。餐馆常常是顾客盈门。从他们的公寓里，曼杜拉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院内，以便照看在楼下玩耍的玛德琳卡。
在伦敦时，约瑟夫考贝尔曾被指定为达格玛的监护人。现在她父母双亡，又无家可归，她就和考贝尔一家住在一起。在听到很多亲人被纳粹杀害的不幸消息时，给家里每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家里，很少有人谈论此事。“我的家庭尽一切努力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我想，他们回到布拉格都非常高兴。但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当时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孩子们同岁。”
达格玛认为，约瑟夫考贝尔也和她一样，是从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名单上了解到他的父母的命运。但她并不十分肯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考贝尔从未和她谈论过有关他的父母的任何情况。“人们告诉我，一定要尽量使自己振作起来，”她说，“我的舅舅对我说，一定要接受现实。”达格玛认为考贝尔一家给了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他们告诉她：“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依赖他们。”但是，她说，她尽量不去打搅他们，而是从和她的家庭有同样命运的学校的朋友们那里找到安慰。“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相互支持。”她解释说。
已35岁的约瑟夫考贝尔即将在新政府内得到一个关键的职位。他和很多的同事一样，想尽快地适应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新社会。他为此而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了他姓氏中的元音，把“科—贝尔”的发音改为更捷克化的“考—贝尔”。考贝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的朋友佩维尔底格里德，出生的名字叫肖菲尔德，后来为了同一原因改成了底格里德。几年后在美国，当时玛德琳卡还是一位不到13岁的小姑娘，她看到了一些属于父亲的文件，文件上她父亲的姓名上有元音变音符号。她问父亲，为什么字母上面有两点。她的父亲解释说，字母上的两点是元音变音，使姓名听起来像是德国人，并且英文打字机上没有这样的按键。
战后的政治气氛远远不同于战前考贝尔所熟悉的那样，在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这一时期内，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着重加强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而不是建立和苏联的关系，但是慕尼黑协定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西方的信念。因此，在整个二战期间，贝奈斯同意流亡政府和苏联进行交往，希望他们能抵御德国人的入侵。1943年12月，贝奈斯和苏联领导人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规定仍用慕尼黑协定以前的政体，重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苏联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但其中有一个条款，对于战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力量平衡有着重大的意义。条约还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很乐意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合进她的政治体制中。
贝奈斯外交政策，对于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有一种推动力。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培养和苏联密切关系，说服约瑟夫斯大林放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改变。在伦敦时，贝奈斯就开始让共产党人进入当时的临时政府，甚至为远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内阁职位。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说。“从1943年中开始，直到二战结束，我一直和贝奈斯的人在一起开秘密会议，制订战后政府工作的规划。”
在谈到共产党的作用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中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从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于1921年，在战争年代里，它只是很多政党的中一个。在民主机构中，它的作用一直是无足轻重。慕尼黑事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逃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一直致力于扩大党的影响和势力范围的工作，为战后重新崛起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