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斯达克记得曼杜拉是一位可爱贤惠的妇人。她心里时刻装着丈夫的利益。“我们的房子是典型的英式房子。卧室都在楼上，”他说，“我的卧室紧挨着考贝尔夫妇的卧室。一天早上，考贝尔笑着从房间走了出来。我知道，当时考贝尔太太患了感冒。我就问他为什么笑？考贝尔告诉我说，‘我不得不笑。我去看望、安慰曼杜拉，可她深信她快死了。她命令我她死后我该和谁结婚’。”
他们所有的经历并不是都很令人发笑。他们也有九死一生的遭遇。1944年的一天，他们乘坐的火车晚点五分钟，当到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刚几分钟，一颗炸弹爆炸了。他们从车厢里爬了出来，看到很多乘客浑身都是血，躺在站台上，这一次的经历让他们不寒而栗。但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受什么伤。
总之，从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底，古尔德斯达克家和考贝尔家一直同住在泰晤士上的沃尔顿小镇，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幸福。可就在这时，德国的轰炸更加疯狂。接着发生了令人恐怖的事件。“德国人的火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目标是伦敦，”古尔德斯达克说，“一些火箭落到了村子里。”
伦敦受到了重创。这种威力无比的V—1飞弹，也称为V—1火箭，是1944年6月12日德国人最先发射的。一枚炸弹就落在了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外面。击毁了大楼的内墙、窗户、钟表和所有当天对捷克斯洛伐克播音所准备的材料。英语秘书和当天值班的两位播音员都伤势严重。在午间广播节目马上开始播的7分钟前，炸弹爆炸了。但是在耽搁几分钟以后，两位播音员忍痛播出了节目。一位播音员的裤子被炸烂了，但这仍没有阻止他看着英文稿件用捷克语播音，一边翻译，一边播出新闻。
到月末时，每天大约有50颗V—1火箭击中伦敦，6184位平民被杀害。“天一黑，空袭就开始了，”古尔德斯达克说，“每晚都拉一次警报，空袭通常持续通宵。”古尔德斯达克说他和考贝尔买了一张装有厚钢板桌面的桌子，桌子是以国家安全部长赫伯特斯坦利莫里森命名的。叫莫里森掩蔽部。它的形状像一张大餐桌，我们把它放在了餐厅里。平时我们两家围着桌子吃饭，空袭开始时，就迅速地钻进桌子底下。这张桌子长6英尺，宽4英尺，高30英寸，安装有粗重的金属腿，大小和一张单人床差不多。古尔德斯达克说：“桌子下面有一块为一家4口准备的床垫，最多能容纳两对父母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预感有危急情况时，我们两对父母和3个孩子就钻进去，挤成一团。没有事时，我们就从里面再爬出来。
很多年以后，曼杜拉、考贝尔回顾了她在伦敦度过的岁月。“在那漫长6年里很难说，我们是非常的不幸或是非常的幸福，”她写道，“我们满怀希望，主要由于我们还年轻，我们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听到了成千上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所受苦难的令人悲痛的消息。在战争岁月里，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起与炸弹的危险作斗争。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已经适应了那种生活，我们幸存下来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们抱有生存的希望和决心。”
4．活地狱
当我们去特雷津时，我们认为只在那里暂住两个月，没有一个人曾想过会停留更长的时间。无论怎样，一个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们曾看到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死去的人们。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
——艾娜雷维尔
1939年3月，德国军队在令人眩晕的暴风雪中开进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如果说慕尼黑投降条约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这一新保护国幸免了一场炮弹的狂轰滥炸。乔治凯南当时以美国公使馆秘书的身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写道：“波希米亚仍旧保留着她的泥泞的村庄、肥沃的土地，鹅和啤酒。多年前，由意大利和奥地利建筑师所赋予布拉格这一城市的优雅和谐使布拉格在中欧和北欧无与伦比，如今她依旧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德国人占领的真正阴谋被其外表所掩盖。作为第三帝国的保护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陷于独裁统治的帝国保护人的严密控制之中。尽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立了当地行政机构，内阁的职位都被德国官员们霸占着。伊梅尔霍查总统的政府只不过是德国统治的一个幌子。
如果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依然美丽如故，德国的入侵给捷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在占领布拉格的前几个月内，纳粹的统治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只是有一些约束。德国的警察力量，盖世太保把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