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一位捷克同胞，是考贝尔一家的终生朋友。他和考贝尔谈及过有关改信天主教一事。他说，1943年5月，在考贝尔接受改教洗礼两年之后，考贝尔向他解释说，他和曼杜拉之所以改变宗教信仰是想使生活更平静些。“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孩子们。他们不想让孩子们的生活由于是犹太人，或解释为什么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古尔德斯达克说，“玛德琳卡只是个孩子，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一切？这是他们的态度。”古尔德斯达克认为，说服考贝尔改信天主教的人之一是贾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妻子米拉达。米拉达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出了名的说话温和的妇人。
古尔德斯达克是一位犹太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战时期间，他和全家一起住在牛津，他在牛津大学教授研究生德国文学课程。1943年2月，他在捷克流亡政府教育部得到一份工作。考贝尔问他是否他和他的全家有兴趣与自己的一家同住一栋租来的房子。房子在一个叫泰晤士上的沃尔顿小镇上，距伦敦南28英里。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镇，为战时的伦敦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古尔德斯达克接受了他的提议。房子的地址是斯托姆庞德路22号。这条乡间小路弯曲不平，距火车站半英里。房子建于30年代早期，里面有4间卧室，1间长形厨房。厨房的后面，正对着一个宽敞的后院。“我和我的妻子和16个月的孩子一起搬了过去，”他说，“玛德琳卡当时6岁了，她的妹妹凯茜出生不久，还在摇篮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在战争年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去火车站乘车去上班。”
玛德琳卡经常骑着小童车与父亲去车站。考贝尔先把她送到学校里。放学以后，她自己骑着小车回家。下午，她常在房子对面的草坪上打曲棍球。有时候，她翻过篱笆墙去邻居家喝午茶。
考贝尔一家在后院养了一些鸡来补充战时的食品供应。一天，曼杜拉考贝尔让玛德琳卡去给鸡喂水。她往牛奶瓶里倒了半瓶水。但她没把水倒进鸡食盘子里，而是把瓶子放在了外面。“你想鸡怎么样能喝到水呢？”曼杜拉问她的女儿道。“它们有长脖子呀！”玛德琳卡回答说。
星期天时，捷克的朋友们常到乡下来轻松一下，男人们常在后院手背在后面，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聚精会神地交谈。午饭后，他们常常打一种叫玛瑞斯的纸牌，这在捷克很流行。玛德琳卡常常自己一个人玩神父的游戏。她有一个祭坛，一些蜡烛，一个小银杯，她用银杯扑灭蜡烛上的火焰。“我那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小姑娘，”玛德琳奥尔布莱特如今回忆说，“我一直去做忏悔。”
夏天，考贝尔一家去莱姆里季斯的海滩度假。莱姆里季斯是多塞特郡的一个海滨小城，素以大风的夜晚和温暖舒适的旅馆而著称。海滩上修建了排列多层的楔形反坦克混凝土障碍物，以减慢敌人的进攻速度。玛德琳卡想这些障碍物很像是游乐场的立体方格铁架。
1942年10月7日，凯茜考贝尔生于比科恩斯菲尔德的一家医院里，距泰晤士上的沃尔顿不远。家里人都叫她凯卡在妈妈和妹妹出院之前，刚刚上学的玛德琳卡去产房看望她们。家中一个新婴儿的诞生使曼杜拉比以往更加繁碌。她的表姐达格玛说：“凯茜就像我的布娃娃。”凯茜出生时，达格玛14岁。
玛德琳卡在因戈玛学校开始上一年级。学校在阿什利赖斯和车站大街的交叉口处。学校的校训是“公平诚实”。小姑娘们夏季的校服是一套浅棕色带白条的棉布服装，一件棕色运动上衣和一顶巴拿马帽子。曼杜拉考贝尔非常喜欢接女儿放学回家，因为这样，她可以有机会接触其他孩子的父母，尽管交往不深。
战时，每个孩子都携带一个装有防毒面具的小铁箱。箱子上的漆是学校漆的。即使是离开教室，孩子们也一直带着它。“回家时你可以经常在人行道上看见灼热的弹片，”戴安娜埃莉说，在二战期间，她也在因格玛上学，我记得当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都在体育馆等着被送到地下室。”
约瑟夫考贝尔是镇上的空袭民防队队长。一天晚上，在灯火管制其间，他从车道上走过来时，撞在了一个标有入口处的砖柱上，撞碎了眼镜，眼睛也被镜片割伤了。因为不允许开灯，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伤有多重。幸运的是，伤势不算严重。晚上他们不得不退入防空洞，玛德琳卡经常唱“墙上挂着一百个绿瓶子”这首歌来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