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普德里提那，在伦敦时和考贝尔一家住在一栋公寓里，比考贝尔家低两层。战后在政府内任司法部长。据他回忆，他很喜欢和考贝尔住在一栋楼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节目广播和对战争的公开政见。“尽管我们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环境中，我们工作却令人愉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工作时常常听到纳粹炸弹下落的飕飕声和爆炸声，英国高射炮持续的攻击声，但是我们都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工作。在这种富有冒险和戏剧性的环境里，我们对工作倾注了我们的爱和激情。”
同住公寓的邻居们中有知识分子、政治上老练的外交官和军官。这些邻居们常常长时间躲在地下室里面，一边喝着民间防空队员准备的茶，一边吃着夹着猪油和盐的黑麦面包，德里提那充满爱意地忆起当时考贝尔的女儿。“玛德琳卡考贝洛娃当时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长得很迷人可爱。她是防空洞里面所有人的乐趣。人们在那种富有戏剧性的环境里，很快就变得亲密和友好起来，”他写道。当轰炸结束后，他们常常跑到公寓大楼顶层，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到处燃烧着的房屋，然后他们又回到防空洞里。
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防空洞里过夜，”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早上才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然后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空袭的残状。”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断，小玛德琳卡在片中扮演一位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差不多绝大多数伦敦人都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临时防空洞或伦敦地铁里面躲避空袭。当时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当夜幕降临，警报拉响时，约百分之四十四的城市居民钻进公共防空洞里，百分之四十四的居民躲在家里或自己修建的防空洞里。百分之十二的居民和朋友在一起或在街上漫步。公共防空洞多半在地铁车站。英国政府还没有修建宽敞、很深的能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保护的防空洞。每天晚上，人们都带着食品、饮料、书、箱子和毛毯坐在站台上。官方欲阻止人们把地铁当防空洞但努力是徒劳的。由于挤在地铁车站的人太多，站内拥挤不堪，人声喧闹嘈杂，味道刺鼻，有些人自然感到防空洞内难以忍受。一位妇女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她对防空洞的印象：“亲眼见到地铁车站的每一条走廊，每一个站台都挤满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我惊讶地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的人们像挤在罐子里的虫子们一样蜷缩着睡在地上——地铁里边又闷热又恶臭，随处可以看到污物和垃圾，贫血的婴儿不停的哭叫声，脸色苍白，憔悴的妇女在给孩子喂奶，孩子蜷缩着躺在地上，在嘈杂的睡梦中不停地抽动着。为什么？如果我想折磨、虐待我最痛恨的敌人，我想不出比眼前这样更好的办法了。”
然而，尽管充满了危险和恐惧，尽管忍受和成千上万陌生人挤在一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困苦和不便，对于很多伦敦人来说，在地铁里面过夜又有一种节日的景象。人们用看书、唱歌、打牌或听街头艺人的说唱来打发时间。街头艺人每晚都到地铁表演节目。在阿尔德维奇剧院区的中心，一些著名的演员像：劳伦斯奥利弗、维维安利、艾夫诺维罗，有时在剧院演出结束后就到地铁来为大家唱几首歌或表演几幕短剧。
政府及时地正式批准了把地铁车站用作防空洞的方案，并改善了地铁的条件。政府在地铁里面建了卫生间和卫生设施，准备了急救用品和食品，像妇女自愿队这样的组织也常来餐厅里帮忙，并帮助做些急救工作。
总之，人们尽力改善使人可怖的环境。“情况并不是不令人愉快的。”安娜斯特伦斯基索尼克说。她是贾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女儿，贾罗斯拉夫和安东尼亚西萨的侄女。在战争期间，她是考贝尔一家的好朋友。她说：当防空警报拉响时，她和考贝尔一家通常就躲在公寓的地下室里，那里经常有一种社交场合的气氛。“我们不停地说话”，她说，“当外面一切都安静下来时，我们走到街上去呼吸些新鲜空气，吸几口烟。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学会抽烟的。那时我们就像在举行一个隆重的聚会。”索尼克说，在圣诞夜时，所有的家庭都进行了装饰。仿佛人们在蔑视希特勒破坏他们的节日庆典。“人们吹口琴，跳起了舞，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过得很愉快。面对希特勒的闪电侵袭，我们没有让希特勒打乱我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