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是考贝尔在伦敦时的一个朋友，后来是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他说，为考贝尔工作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很投入，很勤奋。“他很有才干，能够把不同阵营，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古尔德斯达克说，“在政治上，他始终如一地追随贝奈斯的民主阵线。”
考贝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一度缺乏出色的斯洛伐克语演说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聘用一位才智过人的演说家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但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并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系并不融洽。于是，考贝尔和瓦科拉夫诺赛克就聘用问题进行了磋商。瓦科拉夫诺赛克战后在布拉格的共产党政府内任内务部长。他说，他和他的同伴们不会推荐克莱门提斯出任此职，如果指定他做这一工作，他们是不会退出与广播处的合作。克莱门提斯就接受了委派和考贝尔一起共事。
考贝尔的同事们非常敬重他，主要是由于他具备与代表政府内不同意见的、要求过分的各种人共事的能力。很多人推定他将会在捷克外交部门长期工作，并能飞黄腾达。阿维顿达根当时负责捷克流亡政府的文化宣传。“在我看来他是那时捷克年轻外交官中最有才华的”，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站到另一阵营我想考贝尔会成为捷克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外交部长。
达根对考贝尔性格中也有不满的地方，考贝尔没有任何的宗教倾向，他一直试图隐瞒他的犹太出身。达根说：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这不是一个秘密。他还是想尽力隐瞒这一点。我是一位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达根现住以色列，他说当时只要他找考贝尔谈论犹太人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一句也不想听。“他从不愿承认他是犹太人，”他说，“你只要一谈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他就像紧闭的百叶窗，一言不发，或者他就开始谈论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这让人感到难以理喻。”
由于成千上万犹太人在欧洲遭遇悲惨，达根对于考贝尔隐瞒自己的出身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能容忍。“1942年，我们大家都了解在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那时集中营早已有了毒气室”，他说，“考贝尔比我知道的情况更多，他从英国广播公司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但这一切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改变他的一贯想法。”
事实上，犹太人受残害的细节早已传开了，1941年9月18日，捷克流亡政府的国务部长休伯特里布卡，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向捷克犹太人发表了电文，题为：“我们关心你们”。他说：“这些纳粹野兽们抢劫、掠夺犹太人的财物还不够，还残忍地迫害他们，残无人道地虐待他们。我们在国外清楚地了解国内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知道纳粹把你们逐出了家园，恢复犹太人居住区，把你们关进集中营折磨至死。我们知道在尼米基布罗德和靠近霍策涅的特雷津，以及在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劳动营里的悲惨情形。在这些地方，食物和住宿条件都极端的恶劣，甚至老弱病残的犹太人，也被逼迫着每天工作11个小时。”
1942年7月9日早上6点钟，英国广播公司在“国内新闻快报”中首次播出了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新闻。新闻中说：“犹太人定期被杀害，他们死于机枪扫射、手榴弹和毒气。”在晚上9点的新闻中，又播了移动毒气室的使用。阿维顿达根说他曾想和考贝尔交谈犹太人的遭遇，“但是做不到，考贝尔害怕任何涉及犹太人的话题。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想成就一番事业，不管怎样，他做到了。”
考贝尔的另一位同事对他有同样的看法。克特波尔赖巴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工作，并由于参加斯洛伐克国民抵抗运动而被捕入狱，在匈牙利受了两年牢狱之苦。从前曾是一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奥林匹克出版社的主编。“考贝尔想摆脱自己的犹太出身，是由于犹太人所带给他的一些记忆”，他说，“有些人想或多或少地忘却这些记忆，考贝尔想忘却所有的有关犹太人的记忆。”赖巴说考贝尔力图疏远其他的犹太人。他说：“他不喜欢和我们犹太人交往。”赖巴谈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全家都死在了毒气室。“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告诉了他们这一切，”他说，“现在孩子们抱怨我没有引导他们去了解祖先的文化和传统，他们说他们是通过自己才了解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