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考贝尔雄心勃勃。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他并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他对此类问题不感兴趣。他是一个非犹太的犹太人，一个无犹太信仰的人。他从不参与任何和犹太人有关的活动，不论是宗教的、教育或文化的活动。同时，一个无法抛开的事实是，考贝尔的父母都是种族犹太人。当约瑟夫考贝尔举家逃往伦敦时，阿诺斯特和奥尔加考贝尔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果落在了纳粹的手中。正如在考贝尔领导下的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节目中所报道的，成千上万的捷克犹太人乘坐闷罐车被送往了集中营。
考贝尔一家和达格玛狄姆洛娃在英国一起度过圣诞节和复活节。狄姆洛娃是约瑟夫的姐姐玛吉塔的女儿，姐夫名叫鲁道夫狄米尔，他是一位家庭医生。1939年3月德国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狄米尔一家也希望能逃出去。但不同于约瑟夫考贝尔，鲁道夫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德国人对办理出境手续控制得非常严格，搞到签证相当困难。美国曾为狄米尔提供了一个医生职位，可他没有及时拿到签证。
面对生死难卜的未来，玛吉塔和鲁道夫狄米尔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他们有两个女儿，11岁的达格玛和6岁的米莲娜。为了能让她们活下去，他们预订了专门为孩子们发的一辆专列的车票，列车是由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温顿的英国证券经纪人赞助的，他为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和犹太人的孩子避难而工作。但尽管他们计划周密，厄运阻止了他们计划的顺利实施，就在小姑娘们动身的前几天，米莲娜摔断了手臂。
不知是狄米尔夫妇认为米莲娜没有痊愈不能旅行，还是他们不能忍受两个女儿同时离别的痛苦，达格玛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米莲娜留在了父母的身边。1939年7月1日，在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达格玛独自登上了去伦敦的火车。这是一列捷克铁路的火车，上面坐了600名去伦敦逃难的儿童。达格玛没有坐在第一车厢，她的号码是298号，用白色的油漆写在她的身上。
她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她说：“我乘坐的车厢坐了241位孩子，都是犹太孩子。一些孩子还很小，他们不停地哭喊着，我独自坐在一边，不断对自己说：‘妈咪不喜欢看到我哭。妈咪不喜欢看到我哭。我蜷缩在座位上。我记得当时我一直盼望火车过英吉利海峡，因为我从没有看到过大海，可是火车是在夜里通过了英吉利海峡，所以，我一点也没看到海。”就像一位老演员在回忆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一幕动人的情景，如讲述她的故事时，语调低沉、凄凉，缥缈的声音像是从充满悲愤的深井里流出，当她谈到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时刻，她的声音逐渐变弱，直到静默无声。
火车从布拉格开向荷兰。然后孩子们转乘船又到了北海岸的哈里奇港口，最后乘火车到达伦敦。在伦敦，准备收养这些孩子们的养父母们在车站接他们。约瑟夫考贝尔在利物浦大街车站接到了达格玛，当时天放黑。达格玛回忆说：“他拥抱了我。我记得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是我给他带了我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考贝尔接过信，但他没有立即拆开来看。周围的气氛很紧张又混乱，到处是疲惫不堪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他们在寻找答应资助他们的英国家庭。于是考贝尔把信放进了口袋里，告诉达格玛他以后再看，她永远也不知道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达格玛的伯父杰恩考贝尔也在伦敦安了家，战争期间，达格玛一直穿梭于叔叔和伯父家，考贝尔弟兄二人把她送到在哈福德郡的伯克汉姆斯特德女子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在那些想让女儿受到良好教育的名门望族中颇有名望。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奈莉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考贝尔全家有时去学校看望达格玛，她也常常去照看她的小表妹。达格玛说：“玛德琳卡很有主见，我很爱她。我爱我所有的表妹们。”
随着1940年冬天的过去，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更加严峻。1940年4月9日晚，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保持中立的挪威和丹麦。一个月后，5月1日的清晨，德国横扫比利时、荷兰。纳粹的南方纵队继续向西推进，越过法国北部。6月17日，法国沦陷，英国迅速做出反应抵抗德国的入侵。8月15日，在经过几个星期“奇怪的战争”等待之后，纳粹的飞机一拨又一拨横扫英国，开始了对英国的袭击。
在夏季结束时，令人恐怖的夜间空袭降临了。9月7日是对英国主要城市野蛮轰炸计划开始的第一天里，轰炸一直持续了13个晚上，伦敦损失惨重。一枚炸弹落在了白金汉宫里，另外一些炸弹击中了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会。每天晚上当空袭来临时，考贝尔一家常常带着被褥和毛毯，跑进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内。如果空袭不太严重，孩子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会儿。“我记得我那时睡在一张双层床上，看到周围有很多管子。”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达格玛还记得她当时把玛德琳卡抱在腿上。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了附近，但没有爆炸，一组清除未爆炸炸弹人员赶到了现场。“他们事后告诉我们，这颗炸弹永远不会爆炸的，”达格玛说，“当他们拆开这枚炸弹时，在里面发现了一张捷克工人们写的纸条。上面写：‘别紧张，我们制作的炸弹永远不会爆炸’，制造炸弹的工人们故意把炸弹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