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鲁布瑞克托娃从小就知道阿诺斯特考贝尔，因为她是阿诺斯特考贝尔生意合伙人的孙女。她在家里招待了考贝尔家的人，并说他们来到她家时都很激动。当他们坐在爷爷曾坐过椅子时，都潸然泪下，她又附带地说他们要她不要对新闻界讲考贝尔家的事。
回到美国不久，凯茜西尔娃就给莱托赫拉德的考贝尔家族的新朋友写了信，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信上她还说考贝尔家族的人得知祖父母是犹太人并死于毒气室时，都非常惊讶。西尔娃还提到说达格玛希莫娃已经把她父亲的房子给卖了，最后还说家里人都已听说纳粹是如何侵吞私有财产的。1997年6月，考贝尔家人访问捷克的4个月以后，大个子、留着黑白杂色胡须的西拉市长让本书作者看了一本资料剪贴簿。剪贴簿里有私人信件、相片和关于考贝尔家族详细的历史资料。当奥尔布赖特的这条国际新闻使莱托赫拉德市闻名世界时，他就开始了资料剪贴，在这个剪贴簿里还有他写给奥尔布赖特4封信的复印件。
信是用捷克语写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大屠杀中奥尔布赖特家人的悲惨命运。有一封信，写信的日期为1994年2月25日，寄信地址是纽约联合国总部，当时奥尔布赖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信中说约瑟夫的出生记录是在犹太社区出生登记处发现的，奥尔布赖特的爷爷和奶奶“死在毒气室”。另两封信写信日期分别是1994年8月26日和8月29日，寄往布拉格的美国使馆，当时奥尔布赖特正在访问布拉格。第四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96年12月6日，西拉说他不知道奥尔布赖特是否收到了这些信。他从未收到任何回信。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每年要收到全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信，能递到大使手里的只是极个别。所有的信件都由助手们来处理。如果奥尔布赖特从未看到过这些信件，那就说明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或者是由于她自己的忽略而没能读到这些信。
西拉说考贝尔家人一直强调市政官员不要同新闻界谈及他们的来访，西拉还说陪同考贝尔家人访问的是布拉格犹太社区联合会执行主席托马斯科罗斯。西拉还说托马斯也提醒他不要“把水搅浑”，给记者说三道四。拿起剪贴簿，指着凯茜西尔娃的照片，西拉说她强调得最厉害，她给西拉解释说在公众面前谈论别人的私事是很讨厌的事。西拉说他会按着他们的意思去办，但在附近的城市官员们已开始告诉记者们一些详情。他想使他的城市无愧于是显赫的考贝尔家族的故乡。
布拉格犹太社区领导人之一的科罗斯坦白地说，他曾要求莱托赫拉德的地方官员不要对记者说什么，他认为这种谨慎是很有必要的。“对新闻界保持沉默也是考贝尔家人所希望的。”科罗斯说：“并不是有不可告人的，而是他们想自己先适应一下，《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消极性不小。”
科罗斯的父母双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科罗斯说，像考贝尔家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犹太血统是很常见的。他还说有的幸存者会对大屠杀说个没完没了，而有的则是只字不提。“战争结束后，我的父亲出版了几本书，在书中他详述了所经历了的每一细节，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3月，苦役集中营。”科罗斯说：“我母亲与父亲有着相同的经历，她对我只字不提大屠杀，她在尽力将它从记忆中抹去。就好像它从没有过。”
1997年6月，考贝尔家人访问捷克3个月之后，达格玛表姐同意接受本书作者的系列采访，希望能够很客观地看待家庭历史。她说她真没想到她的那番揭露会使奥尔布赖特一家蒙受如此大的痛苦，并成为各大报纸的焦点。达格玛并没有表现得很痛苦的样子，实际上，她似乎很喜欢她的这位偶尔也能见见的美国表妹。
达格玛也承认说她仍感纳闷，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孩子们怎么这么长时间对家史一无所知，玛德琳从来不知父母是犹太人以及她6个最近的亲戚：两位祖母，一位祖父，玛吉塔姑妈，鲁道夫舅舅和表妹米莲娜都死于大屠杀。她说战争结束后她同考贝尔家的人又回到了布拉格，在家里肯定谈起了那些令人悲伤的事——“当然，肯定谈了。”达格玛说当时8岁的玛德琳怎么一点都没有听到谈话的内容：我难以想像人们是怎样把她给支开的。
在一个月后的采访中，与奥尔布赖特一起吃过饭的达格玛语气变得轻柔多了。达格玛又说起在寓所里她和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之间的谈话。她是这样解释的：“与其他人都没有说什么，当时玛德琳8岁，凯茜只有3岁，这不是给小孩子们讲的话题。”在华盛顿，奥尔布赖特仍很关心她犹太出身这件事情，那专注劲头丝毫不亚于15年前她对待自己失败的婚姻。这两件事情，都非常残酷地揭去了家庭中神秘的面纱，使她的感情原原本本地袒露，变得异常脆弱。在晚宴聚会上与朋友闲聊中，她总是对这事说个不休。有一次她问一位老朋友，会不会改变对她父亲的看法，这位朋友认识她的父亲又尊敬她的父亲。“不会，当然不会”，听到这话后，奥尔布赖特感到很欣慰。在很多人看来，奥尔布赖特好像是在努力弄明白她父亲的动机。她很爱她的父亲，父亲是她一生赶超的楷模，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精心编织的茧最终还是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