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自己把这件事情一点一点拼凑起来是非常痛苦，也非常困难的，像往常一样，紧张时，她就打电话跟朋友商量。一天已接近子夜，她给纽约作家凯茜马顿打电话，她的外交家丈夫理查霍尔布鲁克曾是竞选国务卿时奥尔布赖特的主要对手，3人相识已有多年。
15年前马顿也有与奥尔布赖特同样的经历，1956年反共产党革命失败后，她家人逃离了匈牙利。当她第一次返回故乡匈牙利采访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的时候，他告诉马顿她的祖父母是第一批被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匈牙利人。正如奥尔布赖特一样，以前从未有人告诉过她的犹太家史。当奥尔布赖特的事情成为国内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时，马顿对朋友深表同情，她能体会到朋友正在经历感情上的激变和折磨。尽管是深夜，但她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给她以宽慰和安抚。“玛德琳忐忑不安，很激动，”马顿说：她问我怎么给孩子们讲的我是怎样处理这事的，这件事怎样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交谈中，马顿向奥尔布赖特解释说她也是在天主教家庭里长大的。父母告诉她祖父母是在1945年布达佩斯沦陷时死的。她的父母安德雷和伊勒那马顿都是匈牙利的著名记者。1955年初，政府以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他们。被释放后，他们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安德马顿重操旧业，在美联社任职，主要报道外交事务。1957年凯茜马顿9岁，马顿说她父母亲尽可能以各种方式向她灌输她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英语，适应新文化，出人头地，但最重要的是要报恩。
直到20年以后，马顿才了解一些关于她父母更多的一些事情。“正如奥尔布赖特和我这样的逃亡者和父母的关系大都不是很正常，”她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比较她和奥尔布赖特的经历：“我们并不爱他们，我们尊敬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经历了很多非凡而且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带到这个陌生而又神奇的国家。我曾看到过父母无所畏惧的态度和勇气，现在关于这些勇敢的人们，关于我自己，我知道了许多我以前从不知道的。”
马顿的父母从不回忆过去“我们家的历史将从这里开始，”马顿写道：“我的父母知道回忆，回忆过去是很危险的，作为一名逃亡者，问题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再给我们加上一个“犹太人”呢？他们经历得太多，我经历得还不够。他们觉得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没有背景和过去，至少，有选择该记住什么，该忘掉什么的自由。我的感受恰恰相反，对我来说，美国意味着可以自由地，不加掩饰地接受、信奉祖辈们留下的传统和思想，无论它怎么样。”
在她与马顿谈话中，奥尔布赖特替父母解析为什么当初他们要对孩子们隐瞒事实真相。“实际上，我的感觉是她对我父母比我对他们还要犹豫，还要亲近。”马顿说：“我觉得尽管我们年龄差距不大，她比我大12岁，但她比我更能接受他们的想法。我是战后的一代人，这代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事实，认为不作任何修饰的事实自有它的益处。我父母那代人则是害怕事实，因为事实可以构成伤害，而且他们已被伤害过。其实，她是在对我做某种解释，用的有些话基本上和我父母的话是相同的，她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理解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也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
奥尔布赖特已经把她家人是犹太人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现在她迫切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一事实，去与家人商量这件事情，去消化那个不容否认的真相，那就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对她不够坦诚。以她看来，这是私事。她认为公众讨论应该结束。“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她告诉鲁宾，“如果人们不想相信我，我也没办法。”
她想阻止其他人再议论这个问题。把人们对奥尔布赖特的议论从这个话题中引开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的工作人员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其中包括朋友、其他家庭成员，以及美国政府官员和捷克地方行政官员。在几次工作晚餐上，杰米鲁宾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写关于奥尔布赖特的飞黄腾达的书。对于这些人杰米说奥尔布赖特将不给予合作。奥尔布赖特的高级主管舒卡斯给传记作家们写信，表明了奥尔布赖特的态度和立场：“这些参与写书的计划，既占用时间又分散精力，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舒卡斯写道：“国务卿的家庭成员也决定不参与这些编书计划。望你们能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将非常感激。国务卿还把她的决定告知了朋友和同事。”总之，家庭成员不允许讲关于奥尔布赖特的实话或者讲他们自己的家史——朋友们也被奉劝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