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屠杀的孩子们》一书中，海伦爱泼斯坦谈到许多大屠杀生还者的孩子都是以一种“无言的消融”方式来承受和接受父辈对大屠杀的态度。”“这些生还者的孩子们，当父母把过去尘封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反应就是把自己的过去也尘封起来。”她还写道：“父母公开地谈论自己过去的经历，孩子们对这话题也会感觉很自然。而父母总试图忘记过去的，孩子们自己要说的也很少”。这种描述似乎很能对证考贝尔家族。
大功告成之际的奥尔布赖特陷入了困境。她很生气，也很伤心，因为很多人都不信任她，她毕竟是一位在就任国务卿的第一天就向整个美国宣告对人权等问题要“讲实话”的女人。然而还没等回收昨天的旧报纸，奥尔布赖特好像就不再愿意讲关于自己“过去的实话”。
甚至就连奥尔布赖特的崇拜者也迷惑不解，她曾是一位捷克出生的老师，一位自视对东欧颇有认识和研究的政治家，一名曾两次逃离祖国的著名外交家的女儿。一次出逃是因为纳粹，另一次出逃是因为政治统治。她对自己家史一无所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一个过早成熟的孩子，生活在家庭关系密切，又曾在大屠杀中失去过亲人的家庭里，怎么能一直都闻而未闻、忽视或尘封这些线索呢？当她的父母解释说他们的父母“死于战争”，她就从未问过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奥尔布赖特亲口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父母告诉你说你的祖父母在战争中因年老而死，你难道会不相信你父母的话？”奥尔布赖特的许多朋友都把奥尔布赖特对家史缺乏好奇视为一种否认，一种无声的投合，就像他父母当初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愿和孩子们谈论过去一样，不去挖掘心灵深处痛苦的往事。如果说亨利基辛格当初将他儿时在纳粹德国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主义和迫害减少到最低点，那么奥尔布赖特则是完完全全地忽视她的背景。这也许就是奥尔布赖特家中柜中的盒子，她不愿意打开，时间长了，也便成了家中木器的一部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早年生活的见证。在心灵深处，无论有多深，她知道此区域闲人莫入，此话题敏感而不能深究。
有些朋友甚至认为她故意忽视这些线索和情报，他们也都承认对于一个女人能努力进入美国政界的高层实属不易之事，对于一个犹太女人则更难。基辛格有13名家族成员死于纳粹手下，在25年前他就是国务卿了，而且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但他毕竟是一个单立人的“他”。阿拉伯人对于犹太女人做美国国务卿该如何看待？在布拉格，有传言是一位对美国和以色列联盟持怀疑态度的叙利亚人首先挖掘出她的犹太家史，并把它给透露出去的。
以色列人很显然知道这事。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迦德亚科比就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告诉记者他就多年前知道她的犹太家史，曾向总理拉宾和外长西蒙帕瑞斯提及到此事，但她从未向奥尔布赖特说过，如果告诉新闻界她不知道或不愿披露的事，会让她难堪，也会对以色列不利。
就在奥尔布赖特很想仔细感受历史上最令她欣喜和兴奋时刻之时，这时刻也许是她父亲在梦中为女儿设计的，可是令人痛苦的过去却突然向她袭来。几乎没有时间去反应，去想出答案对付，没有时间去弄个所以然。
政治中心的华盛顿靠的就是私人情报，几个小时之内，奥尔布赖特神秘的过去就成了首都晚宴上的谈资，她怎么能不知道，难道“考贝尔”不是犹太人名字，她到底在隐藏些什么？
美国广播公司的科奇罗伯特斯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她丈夫斯蒂文V．罗伯特斯的相父母是犹太人，有人指责奥尔布赖特说，她否认家史是因为她想过一种轻松的生活，对此他们夫妇为奥尔布赖特进行辩解，“轻松生活？”他们在纽约《新闻日报》一专栏里这样写道：“请看：在战争时期的伦敦，她是一个小难民。在极权主义的捷克，她是名民主人士之女。在小镇丹佛，她是一个外国人。在50年代的韦尔斯利，她是个天主教徒。从某种意义说，这些都比做个犹太人难得多，传统的新教教徒既歧视犹太教也歧视天主教，但犹太教徒至少还有智力方面的优势，则天主教徒则等同于智力低下。”
然而其他权威人士却生气。《纽约时报》评论版副主编菲利浦陶伯曼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定知道。”《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弗兰克瑞奇也写过几篇文章：“关于奥尔布赖特对她的过去知道多少，以及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问题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东西，无论她信仰什么，都与她现在胜任的工作毫无关系，但是她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惹恼了个别美国犹太人，部分是因为她似乎是在遮掩事实”。瑞奇的评论大大伤害了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让她极其生气。于是，就在她作为国务卿第一次出访各国，结束她11天的巡访刚到家只有一个小时，就安排接受瑞奇的电话采访。“难道我对我的犹太背景非常吃惊？”她反问道：“不，我一直都有暗示和线索。我觉得很蠢，就像看到一串记号，当有人把它拼在一起时，才会有意义。我对记号不够敏感，所以没能分辨开真正的背景记号和那些我以为是的背景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