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道布斯给鲁宾简述了文章的概要，说文章主要是报道她出生在捷克的情况以及慕尼黑协定会对这位外交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十分吃惊，于是就问：“难道你不打算再问我一些其他问题”？他说他没有什么可问的事，道布斯后来称这次会面是有“争议”的一次，奥尔布赖特的态度十分坚决，她说：“你们可以设想我们对簿公堂的情形。”
这次会面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讲糟糕透了。她的自尊心被重重地伤害，别人如此待她，就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后来她问鲁宾：“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呀？”她说她对道布斯的“发现”感到很吃惊，但是让她感到气愤的是他将这些发现告诉她和她女儿的那种态度。然而，对他所做的一切，她还是存有感谢的，并称这些材料和信息无疑是很重要的。
道布斯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他是位经验丰富资深的记者，报道的是世界性的独家新闻，他可输不起。对奥尔布赖特一直坚持对家史一无所知这一点他得让自己满意，让自己的编辑满意。记者似乎生性倔强，不易放弃，对于一个无任何防备的政府官员做出或说出让他意想不到事情是非常消耗精力的。这样的会面失去了往日该有的礼貌、尊敬和圆滑。道布斯承认他希望能有所区别地对待这件事情，在他的文章中，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他认为奥尔布赖特不诚实。
但是奥尔布赖特弄不准报纸该如何对此进行报道。那个周末，她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公司执行董事委员会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继承了一家很一般的报纸并把它发展成国家一级的政治日报，事业蒸蒸日上。被奥尔布赖特认为是朋友的格雷厄姆，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她也谈及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国务卿告诉格雷厄姆这个问题纯属个人问题，要求在道布斯的文章发表以前看一下。她说她并不希望对文章进行改动，但她想，在这一消息公布于众之前，让家人心理有时间适应一下。格雷厄姆是位很有经验的新闻界高级管理人员，处理过很多发生在新闻编辑室里的危机。她对奥尔布赖特说邮报在新闻发布之前，从不让新闻中的人物阅看新闻内容。但她让国务卿向她的高级编辑咨询一下，并亲自给邮报的执行编辑里奥纳多道尼打了电话。道尼向格雷厄姆保证道布斯是个不好对付的记者，但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当格雷厄姆后来跟道布斯谈话时，这位作者解释说，为了确保文章没有漏洞，他觉得有必要采积极行动，他深信，奥尔布赖特并不知道自己的家史。
当周在白宫开会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把克林顿拉在一边，把情况告诉了他。总统深表理解，他告诉她，当时媒体把焦点对准他的家庭背景时，他才发现他还有个同胞兄弟。为了不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从报纸上先获悉这个消息，伊莱恩舒卡斯先给杰西赫尔姆斯打了电话。
噢可怜的，”赫尔姆斯深表同情地说。
奥尔布赖特顾问小组开会讨论她如何才能控制这条消息，变被动为主动，最终由她本人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实际上抢先道布斯一步发布了这条独家新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伊德布莱得雷正在写一篇有关奥尔布赖特的文章，在2月2日星期天下午在奥尔布赖特乔治敦的家中采访了她。在录音过程中，有关人士给布莱得雷提供了消息，并让他向奥尔布赖特发问，在回答时，奥尔布赖特说她刚刚得到，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她的祖父母都死于大屠杀，杰米鲁宾这时看见制片人迈克尔罗森鲍姆的眼睛像闪光的灯泡一样一眨一眨的。“嘿，在这之前，有没有人知道个这消息？”罗森鲍姆问，鲁宾当时就知道消息封锁不了多少时间，很快就会传出来的。他得立刻采取行动。第二天早上，2月3日，星期一，他给《华盛顿邮报》打电话，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可能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将消息发布出来。
鲁宾还给美联社记者巴里施威德打了电话。巴里施威德是位富有经验的老记者，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知识很广，很受人尊敬。施威德已经正式提出要求采访新上任的国务卿。“今天如何”？鲁宾问，施威德吃惊一下，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采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但像其他雷厉风行的记者一样，他喜欢听到火警的汽笛声，在重要的采访中领先于同事，干出点大事来。他欣然接受，鲁宾建议他们在午饭时见面，具体商谈一下有关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