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布斯撰写的新国务卿的简介文章安排在奥尔布赖特就任以后的某个时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杂志上。但原本是一篇追溯她的东欧原籍的纪实性文章，却迅速地转变成为让人觉得难以面对和难以对付消息。从那些不愿意让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那里了解真相是记者们最头痛，最艰苦的工作，这需细心认真地处理好强硬策略、外交手腕和艰苦工作之间的关系。道布斯并不直接面对奥尔布赖特，他的工作先从外围涉入。他给奥尔布赖特的女儿安妮打了电话，那是元月24日，星期五，即国务院给她妈妈开欢迎会的那一天。安妮，36岁，马里兰州律师，最近刚刚有了自己的公司，给记者讲了她妈妈以前的事，但这种情况安妮以前从未遇到过，道布斯不断向安妮发问，最后安妮被他问哭了。
第二天，星期六，道布斯又分别给奥尔布赖特的好朋友威妮弗莱德肖尔弗莱恩德和艾米丽科恩麦克法夸尔打了电话。“开始他问了一些平淡无奇的话，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打电话的原因。”麦克法夸尔回忆说，道布斯问她是否知道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死于大屠杀，麦克法夸尔说不知道。她俩分别被采访之后，弗莱恩德和麦克法夸尔进行了记录比较，然后打电话给奥尔布赖特商谈此事。
道布斯坚持说在给安妮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之前，他先告诉了国务卿新闻发言人杰米鲁宾，他说甚至在奥尔布赖特就职宣誓前他就告诉他了，鲁宾确信是在宣誓仪式刚结束没多长时间，道布斯给他打电话说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都是犹太人并都死于大屠杀。鲁宾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并说如果道布斯告诉他的话他不会想不起来。鲁宾记得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工作人员刚搬进他们第七层的办公室，当时这位新国务卿的新闻秘书正在欣赏眼前林肯纪念堂和一览无余的景色，道布斯的打来电话，他和道布斯通过电话以后，迅速下楼来到国务卿的新任办公室主任伊莱恩舒卡斯的办公室。舒卡斯的办公室也是刚刚搬妥当下来，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她从安哥拉带回来的纪念品，一个已拆除的地雷，这是一个无言的提示，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所以一定要谨慎行事。当鲁宾突然出现在她办公室的时候，舒卡斯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关上门他对她说：“奥尔布赖特在哪儿，我们必须和她谈谈。”
奥尔布赖特也是刚刚从安妮那儿得到这个消息。在与母亲交谈时，安妮很生气，她告诉母亲她刚刚接到道布斯打的电话。“他告诉我，爷爷全家都死在集中营里。”安妮哭了，她告诉奥尔布赖特因为她没能对外祖母曼杜拉更好一些而感到十分内疚。“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那么保护我们”，安妮说。国务卿也很生气：“她祖母一直都认为安妮是个好孩子。”她说：“可现在她简直不知如何。”奥尔布赖特认为道布斯这样对待她女儿太过分了。麦克法夸尔说：“道布斯先给安妮打电话，奥尔布赖特对此很生气。他很唐突，当面发难，玛德琳认为这是对她女儿的暗算和阴险攻击，她极生他的气，对他的这种偷袭行为感到义愤填膺。道布斯后来说他给奥尔布赖特写过一张便条，上面曾提及到给安妮打电话的事，并称他很理解证明个人身份的这类事情，的确是很不易的。”
一周过后，元月30日，星期四，在国务院奥尔布赖特的私人书房里，在道布斯与奥尔布赖特长达一个小时的会面中，道布斯将自己的全部发现递交给了奥尔布赖特。当时，《华盛顿邮报》杂志编辑斯蒂文考勒也在场。资料一份接着一份，道布斯向奥尔布赖特展示他的发现。他拿出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一些小孩子的合影。他质问道：“你能认出这照片上的人吗？”奥尔布赖特说可以。“那个是我表姐。”她说：“婴儿车里的是我妹妹，站着的是我。”
不’道布斯说：“那个是你表姐，婴儿车里的是你，站着的是你表姐妹妹，她死于集中营。”然后道布斯又递给她一本书中一页的复印件，上面是被送到集中营的人员名单和他们的死亡日期。“你看过这份材料吗？”他问，奥尔布赖特回答：“没有”。
奥尔布赖特又递给道布斯一份材料，那是她母亲自己的亲笔所写的文章，描述的是1939年家里人是如何逃离捷克的情景，是在1977年丈夫死后写的，但从未让孩子们看过，是孩子们在她死后收拾遗物时找到的。奥尔布赖特用这封信向道布斯表示她家人出逃布拉格是因为政治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她母亲用圆体字留下了这篇长达11页的历史记录，而未提到“犹太人”这个词，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她们对家史一无所知呢？曼杜拉考贝尔把这个家庭秘密完好无损地带进了自己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