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以，我认为公司方面肯出五百元的代价买我的小说去改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不起得很，恕我不客气地指出，制片家如果专在四毫小说中寻找材料的话，电影不但不会进步，而且会进入死巷！
──这──这不能一概而言，事实上，四毫小说也不是全部要不得的。
──四毫小说当然也有优劣之分，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四毫小说的对象是哪一阶层。
──你倒说说看，四毫小说的对象究竟是哪一阶层？
──就是那些专看低级趣味电影的观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简单，将四毫小说改编成电影，说明制片家只想争取低级趣味的观众。制片家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哪里谈得上提高水准？
──你这一番话，完全不切实际。今天香港的制片家，谁不将拍片当作一种生意？在香港，艺术是最不受重视的东西，抽象画家受尽奚落，不到外国去举行展览会，就不能获得知音。电影虽然被人称作第八艺术，实际上，跟交际舞一样，一到香港就变了质。交际舞成为贩卖色情的借口，电影艺术却是商人赚钱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我认为大作的被电影公司改编为剧本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可以不劳而获五百块钱。
──如果这样讲，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从未有过野心。我之所以撰写四毫小说，因为这钱赚得比较容易。我之所以如此兴奋，因为我又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谈到艺术，我是一窍不通的，我常常觉得广告画比抽象画好看得多！
我笑。他也笑了。夥计端牛柳来，嫩得很，风味别具。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四毫小说的作者可以天天吃牛柳，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却连牛柳的香味也不容易嗅到。我得庆幸我的运气不坏，遇到这样一位运气比我更好的“小说家”。
吃过牛柳，不愿意跟他讨论下去，站起身，说是另有约会，走了。这个沾沾自喜的“小说家”，实在悲哀得很。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有摸到，却被庸俗的制片家捧坏了。
铜锣湾的灯。红的。绿的。蓝的。於是想起一则虚构的故事：一个潦倒的文人忽然被一个有钱的姨太太爱上了。他似乎获得了一切，很快乐。这快乐等於肥皂泡，因为他已失去一切。香港人的快乐都是纸紮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将纸紮的爱情当作真实。上帝住在什麽地方，那被人称作地狱的所在何以会有这麽多的笑声？
一只满载希望的船，给海鸥带错了方向，空气是糖味的。空气很冷。
（有人自以为是诗人，竟将方块字误作积木，我想。没有人握有诗的执照，所以谁都可以写诗。几十个方块字就可以凑成一首诗，所以我们这一代冒牌诗人特别多。诗是没有真伪的。诗只有好坏。不过，诗人却不同。诗人是有真伪之分的。我们这一代，伪诗人多过真诗人。伪诗人的坏诗太多，使一般人对真诗人的好诗反而产生误解。）
（如果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从五四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家。刘西渭写过两本小书，文章做得很好，但见解不够精辟。他批评了曹禺的剧本，曹禺指责他说错了话；他批评了巴金的小说，巴金也不肯接受他的看法。）
（旁观者清，作家需要灯塔的指示。）
（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我为什麽又会想到这些问题？我应该多想女人。）
一盏昏黄不明的灯下，出现一对黑而亮的眸子。以为在做梦，竟是现实。我不知道她姓什麽叫什麽；更不知怎麽会认识她的。我们相对而坐，面前各自有一杯威士忌。
──你的酒量不错，她说。
──我？我根本不会喝酒。
──别撒谎，我亲眼看你喝了六杯威士忌。
──是吗？
──刚才你好像醉了，伏在桌上，睡了半个钟头。
──这就证明我的酒量并不好。
──但是你没有醉。我知道的。
我望望她，她有一对黑而亮的眸子。她说得一点也不错，我没有醉。看看表，分不清长针短针。
──几点？我问。
──十二点一刻。
──我们该走了？
──是的，我们该走了。
──到什麽地方去？
──随你。
我吩咐夥计埋单。走出夜总会，一辆的士刚刚停在我们面前。坐进车厢，合上眼，立刻陷於迷蒙意识，不知道女人跟司机将我们载去什麽地方。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家公寓的板房里。头很痛，脑子里有个问题：那个女人到什麽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