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方面是否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创作部分比较弱一些，几个短篇小说全不符理想。
──好的小说可遇不可求，只要不患“文艺幼稚病”，也会产生一点作用。
麦荷门似乎对《前卫文学》已不像先前那麽起劲，说话时，口气冷得像冰。
（我应该走了，我想。）正欲告辞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询问：
──听别人说，你最近替四家报纸写黄色文字，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
──这是害人的工作。
──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麽还要写？
──为了生活。
──恐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吧？
我叹口气，无意置辩。事实上，如果麦荷门不能了解我的话，那就不会有人了解我了。香港这个社会的特殊性，非身受其苦者很难体会得到。在这里，有修养有才气的文人为了生活十九都在撰写通俗文字；但是荷门却不肯体谅我的苦衷。我还能说些什麽？除了叹息。
离开麦家，感情在流血。（也许酒是治疗创伤的特效药，我想。）我走进一家酒楼。
有一出悲剧在我心中扮演，主角是我自己。
上帝的安排永远不会错。
年轻的女人必虚荣。美丽的女人必虚荣。贫穷的女人必虚荣。富有的女人更虚荣。
但是上帝要每一个男人具有野心。
丑恶的男人有野心。英俊的男人有野心。贫穷的男人有野心。富有的男人更有野心。
我已失去野心。对於我，野心等於残烛，只要破纸窗外吹进一丝微风，就可以将它吹熄。
一个没有野心的男人，必会失去所有的凭借，我必须继续饮酒，同时找一些虚伪的爱情来，当它是真的。
我到中环去送稿，有意喝些酒，结果走进了一家西书店。我对文学已灰心；但是我竟走进一家西书店。企鹅丛书出了很多文学名着。像格拉夫斯的《我，克劳迪亚》，V．吴尔芙的《前往灯塔》，汤玛斯．曼的《魔山》，乔也斯的《都柏林人》，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纳布哥夫的《短篇小说集》──等等，都很便宜，三四块钱就可以买一本。此外，新书也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特别是格兰斯登的《福斯特》与贝尔的《福斯特的成就》，对这位《往印度》的作者有极精辟的分析。
一个女人如果看中了心爱的衣料，只要手袋里有足够的钱，一定会将它买下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看到了心爱的书，只要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一定会将它买来的。
《福斯特》与《福斯特的成就》定价不算贵，前者仅五元港币，後者稍贵，亦不过二十五元。
然而我没有买。
走出书店，我忽然感到一种剧斗後的疲倦。魔鬼与天使在我心房中决战，结果魔鬼获得胜利。然後，在一盏橙色的饰灯下，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别人不能原谅我的话，我不能不原谅自己。）
今後必须将书店视作禁地，家里所有的文艺书籍全部送给麦荷门。如果麦荷门不要的话，称斤卖给旧书店。
我必须痛下决心，与文艺一刀两断。将写作视作一种职业，将自己看成一架写稿机。
这是没有什麽不好的。最低限度，我不必担心交不出房租，更不必担心没有钱买酒。──虽然我已无法认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变成一条寄生虫。
三十
《前卫文学》创刊号出版了。麦荷门寄了一本给我。封面没有画，只有“前卫文学”四个大字；另外右角用黑油墨印一个阿拉伯“1”字，大大方方，相当美观。除此之外，内容方面与我最初拟定的计划差不多。发刊词依旧用我写的那一篇，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对於我，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於译文方面，也能依照我拟定的计划，选了几篇第一流的作品。创作较弱，除了一个独幕剧与那篇研究“反小说派”的论文外，其他都不是突出的作品。几个短篇创作，虽比时下一般《青年园地》式的短篇小说稍为高一些，距离最初的要求仍远。这个问题，并不在於麦荷门的欣赏水准较低；而是商业社会使那些有才气有修养的作家们将精力集中於其他方面，不再有空闲或兴趣撰写文学作品。荷门年纪还轻，结交的朋友不多，他不知道香港除了那些患着“文艺幼稚病”的“作家”之外，还有谁能够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其实，香港有几位极有希望的作家，为了生活，已被迫投笔改就他业。这些都是有过表现的文艺工作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担子太重，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文学的爱好。麦荷门不认识他们，更无法怂恿他们为《前卫文学》执笔。麦荷门找来的几篇创作，都是肤浅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特出之处，只能算是聊备一格。纵然如此，这本《前卫文学》依旧是目前香港最有份量的文学杂志。我钦佩麦荷门的毅力；同时也感到了惭愧。当我一口气将《前卫文学》读完後，我必须承认对文学的热诚仍未完全消失。我之所以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行为罢了。事实上，我依旧无法抗拒文学的磁力。我的看法是：《前卫文学》的水准还不够高。不过，以香港一般文艺刊物来说，它已经太高了，有些读者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