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我想。现实是残酷的，不能继续再做傻瓜。）
於是，决定撰写可以换稿费的文字。
将格拉蒙的文章塞入抽屉，我开始用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黄色文字。题目是：《潘金莲做包租婆》。计划中的故事梗概是：潘金莲死了父亲，到胶花厂去做女工，结果给工头胡须佬搅大肚子，心里十分焦急，要求胡须佬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胡须佬送了一百块钱给她。她将钞票掷在地上，捉住胡须佬一阵揍打。打得正起劲，忽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拦住潘金莲不许她打胡须佬。金莲颇感诧异，一经询问，原来那人就是胡须佬的老婆。潘金莲一气，离开胶花厂，打算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但是香港是个人浮於事的社会，找工作谈何容易。没有办法，只好嫁给包租公矮冬瓜做老婆。矮冬瓜是个鳏夫，身材奇矮，一无所长，专靠收租度日。潘金莲无亲无眷，失业後，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既有矮冬瓜向她求婚，为了衣食，也就颔首答应。婚後不久，矮冬瓜忽罹半身不遂症，躺在床上变成活死人，幸而有租可收，生活还不致发生问题。然而饱暖思淫慾，潘金莲不愁衣食後，长日无所事事，难免不生非分之想。於是，先向头房的小阿飞下手，然後又跟小阿飞的父亲到酒店去开房；然後与中间房的“糖水七”发生关系；然後搭上了尾房的“大只佬”；然後跟睡床位的看相佬拉拉扯扯；然後──总之，只要是这一层楼的男人，全都有了性关系。──
这样的“小说”，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害。
但在香港，这样的“小说”最易换钱。
如果我能将潘金莲与各男房客间的性爱关系写得越透彻，读者一定越喜爱。
以时日来计算，只要读者有胃口，连载十年八年也可以。
我准备以十分之九的字数去描述潘金莲与男房客间的性爱生活，写潘金莲如何淫荡；写她如何在床上勾引男人；写她如何使那几个男房客获得最大的满足──诸如此类，不必构思，不必布局，不必刻画人物，更不必制造气氛，只要每天描写床笫之事，就不愁骗不到稿费。
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写红了，不但酒渴可以解除，而且还可以过相当舒服的日子。
我不能挨饿。
我不能不喝酒。
我不能因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
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写到下午三时，我已经完成六千字，重读一遍，觉得《潘金莲做包租婆》的开头，颇具商业价格。
有点饿，将稿子塞入口袋，先到邻近一家上海菜馆去吃一客“四喜菜饭”；然後到中环一家专刊黄色文字的报馆去找该报的编辑。
──你看看，能不能用？我说。
编辑姓李，名叫悟禅，专写黄色文字，六根未净，对於红尘丝毫没有悟出什麽道理来。我与他相识已有年，平日极少来往。当我将十二张稿纸交给他时，他看了题目，脸上立刻出现惊诧的神情：
──你肯写这样的文章？
──谋稻粱。
我的回答是如此的直率，使他无法再提出第二个问题。他开始阅读内文，读了两张，就惊叫起来：
──写得很精采！
──希望你肯帮我一次忙。
──哪里话？是你帮我们的忙！
──这样说来，你决定采用？
──後日见报。
──稿费方面？
──我们当然不能向他们大报看齐。你是一直在大报写稿的，所以也许会觉得少些。
──千字多少？
──八元。不过，我们每五天结算一次。换一句话，每期四十元。文章刊出後，读者反应好，两个月後可以加到千字十元。
──好的，就这样吧。但是──
──还有什麽问题？
──我想预支一百元稿费，不知道悟禅兄肯不肯通融一下？
──这倒使我有点为难了。我们报馆素不拖欠稿费；也从未有过预支稿费的先例。
──只此一次，帮帮忙。
李悟禅扁扁嘴，眼珠子左右乱转，彷佛在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很久很久，终於作了这样的决定：
──我私人借一百给你吧。
──这怎麽好意思？
──我们是多年老友。
他取出白纸，要我写一张借据给他。
拿到钱，必须为自己庆祝一下。先是走进一家餐厅去喝几杯酒；然後在黑暗中捕捉杨露的青春。杨露要我请她吃晚饭；我说没有钱。杨露说她愿意请我吃，我说没有空。她生气了，愤怒之火在眼睛里燃烧。那是伪装的，我知道。反正黑暗已将羞惭淹没，接吻遂成为最好的对白。第二次，她要求与我共进晚餐，我答应了。她说她想嚐一嚐涮羊肉的味道，我们走进一家靠海的北方菜馆。选一个卡位，相对而坐。在灯光底下，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我错了。我一直将她当作一种低等动物；其实她的感情却像藏在沙泥中的金子。她表示对蜡板的厌倦，渴望做一个家庭主妇。我不能给她任何鼓励，将话题转到别处。谈到猫王，她摇摇头。谈到薯仔舞，她摇摇头。谈到国语电影，她兴奋得犹如炉中的火焰。她喜欢眼睛大大的林黛；也喜欢发怒时的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