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战争。战争。
日本偷击珍珠港。我在那家中学教历史，上午第一堂，高二班，唐代的宦官之祸与朋党之争。天气相当寒冷，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刺耳的隆隆声，忙不迭走去窗边观看，几十辆日本坦克竟在广阔的南京路上隆隆而过。对街“冠生园”门前有个八九岁的男孩，想越过马路，疾步奔跑，恰巧有一辆坦克驶来，一声惨叫，那男孩被坦克碾过，身子压得扁扁的，犹如一张血纸般粘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没有人敢提出抗议；没有人离开行人道，大家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些坦克车，脸上全无表情。
战争。战争。战争。
有血气的年轻人都到大後方去参加抗战。从宁波乘坐人力车，翻山越岭，通过封锁线，抵达宁海。在宁海住半个月，乘坐竹轿前往临海；然後从临海搭乘机帆船飘海，抵达温州。因为是非常时期，现代的交通工具已不容易找到，於是有血气的年轻人搭乘乌篷船前往丽水。在丽水住了三天，找不到木炭汽车，只好乘坐人力车。从丽水到龙泉约有六十华里，车夫的泥腿子搬动了一整天，终於将我载到龙泉──一座被敌机炸得失去了形的小城。我寄宿在一家小客栈里，等候前往赣州的便车。这家客栈的一堵墙壁已被敌机炸塌，晚上睡在麻制的蚊帐里，风劲时，等於睡在露天。一天早晨，楼下板房门口贴着一张红条，问帐房先生，才知道有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正在出天花。听了这句话，吓了一大跳，连忙走去红十字会种痘。种好痘出来，警报声起，大家慌慌张张地乱奔。迎面走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我问她：防空洞在什麽地方？她说，龙泉没有防空洞。我问：敌机就要来了，到什麽地方去躲避？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山脚！听了这两个字，立刻向山脚疾步奔去。奔到山脚，敌机已经在头上盘旋。听不到高射炮的射击声，却传来了炸弹频频爆炸的声音。龙泉燃起仇恨之火，敌机不断用机关枪扫射平民。我躲在两块大石中间，头上并无遮盖，不能算是安全的所在；但在危急中，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幸而敌机不久就离去，警报解除。我直起身子，沿着田埂走回客栈。经过红十字会，发现医生红着眼圈，从菜畦将那位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抱回来。我问他：受伤？他摇摇头，用叹息似的声音答：死了！──是的，这位几分钟前还跟我交谈过的女护士竟被敌机炸死了！
战争。战争。战争。
陪都。一个没有雾的中午。我与我的亲戚刚坐上餐桌，警报大鸣。大家照例安详地爬上那个小山坡，走出铁工厂，沿着汉渝公路走进防空洞。洞不大，两旁早已摆好条凳。由於逃警报的人不多，倒也并无窒息之感。坐在条凳上，可以望见蜿蜒向西的嘉陵江；也可以望见对岸的泥黄小山和工厂。说起来，风景倒是不错的，只因“五三”“五四”的印象还深，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兴致了。事实上，逃警报对於战时的重庆人，早已变成一种习惯，也不一定会有太多的惊惶。我的亲戚是个十分镇定的中年人，逢事绝对不乱，每一次逃警报，必抓一把西瓜子，安详地坐在长凳上，嗑呀嗑的，不欣赏风景，也不跟任何人攀谈。铁工厂是他开设的，职员与工人都知道他的个性，一进防空洞，都不开腔了。惟其如此，洞内的气氛总比别处紧张。通常，有警报未必一定会遭敌机轰炸。就经验来说，倒是过境的次数比较多。不过，这一天，重庆又变成敌机的目标了，尽管高射炮剥剥剥地响个不休，炸弹还是接一连二掉下来。对岸是工厂区，落了好几枚炸弹，迅即燃烧起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惊惶的事；然而坐在防空洞里的人却用好奇的眼光去欣赏对岸的火烧。大家依旧互不攀谈；不过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对岸──只有我的亲戚依旧在嗑瓜子，依旧低着头，依旧将视线落在防空洞的泥地上。一会，警报解除，我的亲戚首先站起，大家松了一口气，跟在他背後走出防空洞。我的亲戚照例走在前头，因为他是铁工厂的老板。当我们在“汉渝”公路上行走时，有人发现铁工厂门口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我们站定了，不敢继续向前挪步。但是我的亲戚却若无其事地将脚步搬得很快。我忍不住大声唤他站定，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他的妻子也焦急起来了，拚命呐喊，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妻子怕出事，疾步奔上前去，一把将他拉住，用鸡啼一般的声音责备他，说是炸弹随时会爆炸的，不能走近去。但是老板的意思恰巧跟她相反，说是惟其炸弹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将它搬去田野，否则，整个工厂化为灰烬时，他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他的妻子正欲争辩，他像一匹脱缰的马，疾步向那枚炸弹奔去。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想将那枚炸弹搬走。女人不肯让他冒险，疯狂追赶。就在老板用双手抱走那枚炸弹时，“轰”的一声，爆炸了。事後，我们没有找到这一对夫妇的屍体。我们找到的只是一只烧焦了的男式黄皮鞋和一只金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