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战争。战争。战争。
六岁时，住在上海闸北西宝兴路，靠近北火车站。当世界大戏院上演西席地米尔导演的默片《十诫》时，战争来了，母亲正在洗衣，我就溜出去看打仗。战争使小孩子感到新奇，但是弄堂口的铁门已上锁。大家爬在铁门上，看枪弹在熟悉的街道上飞来飞去。对街南货店二楼的玻璃窗给枪弹击碎了，大家鼓掌欢呼。对街理发店的转柱给枪弹击碎了，大家鼓掌欢呼。石子铺的街道上，有穿草绿色军服的士兵，手持长枪，疾步而过。一会，石子铺的街道上，有穿着虎黄色军服的士兵，手持长枪，疾步而过。大家睁大眼睛望着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麽要打仗。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打谁，只知道他们的制服颜色虽不同，却全是中国人。对於我们，这是新鲜的事情，平日热闹的街道，忽然变得很荒凉了。偶尔有士兵疾步而过，使空气显得更紧张。我喜欢这紧张的空气，但是看弄堂的老头子却抖着声音走来赶我们。他不许我们爬在铁门上，说是中了流弹会立即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肯错失这难得的机会。当时我的感觉也确是如此，世界大戏院的《十诫》根本不能与街头的战争相比。所以，我也不肯错失这个机会。我欣赏这熟悉的街头突趋陌生。我欣赏所有的店铺都打了烊。我欣赏所有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我欣赏这条街的特殊气氛。在我们的心目中，打仗虽紧张，却十分有趣。然後，一幕残忍的活剧忽然在我们眼前扮演了：一个穿虎黄制服的大兵将道外一个穿草绿军服的大兵拖进对街小巷。那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年纪很轻，约莫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而且腿部受了伤，脸色苍白似纸，张大嘴巴，拚命呐喊。他的喊声并不弱，然而谁也不去解救他。当他被拖入小巷时，他的嗓子已经哑了。那个穿虎黄色制服的大兵，身材魁梧，犹如疯子一般，将他的敌人踢倒在地，双手擎起亮晃晃的大刀，竟将那小伤兵的头颅砍了下来。──这一幕，使所有爬在铁门上看打仗的人全部吓坏了。毋需管弄堂的老头子干涉，大家就自动奔回家去。正在洗衣的母亲见我神色慌张，问我见到了什麽。我想答话，可是怎样也说不出声音。母亲站起身，用围裙抹乾湿手，往我额角上一按，说我发烧了，吃了一惊，马上抱我上床。睡着後，我梦见成千成万的血淋淋的头颅，在大地上滚来滚去。当我从梦中惊醒时，听到外边仍有劈劈啪啪的声响。母亲坐在床边，露着并不代表喜悦的笑。她问我想不想吃粥，我摇摇头。我问她外边是不是还在打仗。她摇摇头，说是战事已经移到别处去了。我问她为什麽外边仍有枪声，她说这不是枪声，这是爆竹声。我不明白为什麽要放爆竹，母亲说：两方打仗，必有胜败，谁胜了，免不了要放些爆竹庆祝一下。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战争。战争。
“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不能到“南市”去上学，只好在静安寺路小沙渡路口的一家女子中学借读。“学生自治会”组织慰劳队，我也参加。我们募捐了不少钱，买了几十套灰布棉军服，乘坐两辆大卡车，到“罗店”“大场”去慰劳第五军与第十九路军的战士们。我是一个大孩子了，当然知道战争的恐怖。但是为了给战士们添温暖，竟跟着其余几个同学，在竹林中匍匐前进，只有勇气，并不意识到在火线上行走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我们原无必要这样做，终於这样做了。我们年轻，除了自己，对谁都不信任。我们愿意看到战士们穿上我们募捐来的棉军服而面露笑容。因此，我们不怕枪林弹雨。正当我们在竹林里匍匐前进时，一枚敌人的炮弹就在竹篁中爆炸了。我吃一惊；感受突呈麻痹。我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已受伤，从迷漾度到清醒时，有人在我耳畔惊叫。抬起头来往前边一看：我们的级长，亦即是自治会的主席，仰卧着，满面鲜血，而且正在涔涔流出，看起来，像极了舞台上的关云长。他的额角已被弹片切去一大块，连脑浆都流了出来。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大，眼珠子一动也不动。我从未见过这样恐怖的面孔，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身，正拟爬出竹林时，就听见级长忽然用发抖的声音说──请你们用大石头打死我！
“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空军出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敌军显然惊慌失措了，漫无目标地放射高射炮与机关枪，流弹不断落入租界。所有的大商店，都在门口堆沙袋或在玻璃橱窗上钉木板。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刚被辟为难民收容所的“大世界”。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经过“南京大戏院”门口，蓦然听到一声尖锐的风哨子，接着是天崩地裂的巨大爆炸。司机本能地将公共汽车煞住，大家探头车窗外，往後一看，才看到整个五角地带变成一个广大的屍体场了。许许多多血肉模糊的屍体堆在一起。那些受伤而被压在屍体下面的人，仍在呻吟，仍在挥动手脚。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投在死去的母亲的怀抱中，哭得连嗓音都哑了。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个被炸去了头颅的大汉，居然还在马路上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