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麽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麽，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後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锺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麽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麽容易传染，怎麽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麽办？──”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麽？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麽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後拿起来就喝。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乾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後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於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後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着的校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顺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植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担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於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