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乾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紮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紮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像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像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麽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像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後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癒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於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麽。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麽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麽，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像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後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於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後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麽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