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出狱，你竟不知道吗？”
莫葳睁大了涂抹着淡淡的、咖啡色的眼影的眼睛，吐出长长的青烟，愕然地这样说。
莫葳说，对于“赵南栋那种人”，监中的日子，简直是地狱。
“剪了光头以后，他觉得自己丑，难看，简直痛不欲生。光是为了他那个光头，他撞过墙，想自杀。真撞的……”莫葳说，摇着头笑，“伤口包扎好了，他硬是说他太难看，不肯见我。我带着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到龟山去看他，排了半天班，狱警出来说，莫小姐，人家不见你，我没办法……”
“胡闹嘛。”赵尔平说。
莫葳说她只好委托她的妹妹莫莉，代她去探监。“茉莉花儿的莉”她说。心疼他在监里度日如年，莫葳花了大把钱请律师，想尽了一切办法，搞非常上诉。“打了半年多的官司，把刑期减下来了，改判两年半。”莫葳说。
“哦。”他说。
“我在飞机上到处飞。而人家就能和我那才二十出头的妹妹莫莉，在探监会面的时候，两个人隔着玻璃，用电话谈起恋爱呢。”莫葳笑着说，“前前后后，我全被蒙在鼓里了。等有了假释，莫莉居然瞒着我去保他出来。打那以后，就不知道他们躲到什么地方过日子了。”
赵尔平感到一种真切的羞耻。他想起被弟弟阿南的学校当做学生父兄，召到学校去听着教务处或者训导处抱怨弟弟的行为和成绩的往日。那时候，每一次，他都会觉得对不起在流放的岛上的父亲，而感到悲伤。但现在，他却格外地觉得对不起像莫葳这样，一再不可思议地爱上弟弟的女人们。
“对不起你……”赵尔平低着头说，才想起为已经冷却了的咖啡倒上奶精。
莫葳叹息了。大厅上传来报告班机即将起飞的中、英、日语广播。赵尔平隙际看了看莫葳的脸，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张鹅卵似的，肤发洁净的，姣美的脸上，竟没有一丝被弃的女子的萎暗。
“别这样说。方才，你说他胡闹的吧。”莫葳一边嗫饮着被她那一丰绵的，却略微黝黑的手掌环抱着的，长脚杯子里茶青色的柠檬汁，幽然地，这样说，“我却想，胡闹的，怕不只是赵南栋一个人呢。譬如说，噢，就在这个餐饮部呀，我第一次遇见了赵南栋。然后……我，不也是，胡闹的吗？”
“如果我不曾胡闹，那时候我就不该看不清楚:赵南栋那个个性，太像我爸……”莫葳说着，对一个从台边走过的，显然平时熟识的女侍，点了一客草莓蛋糕。“你点什么？”她对赵尔平说飞机上，没吃过午饭。”
他也点了一客草莓蛋糕。他说飞机上的东西，长年累月吃下来，想必也腻人。
“不。”莫葳用小汤匙挖着细致而松软的蛋糕说，“我在节食呢。”她笑了起来。
“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你。”沉默了一会，赵尔平小声地这样说。
赵尔平想了又想之后，开始向莫葳概略地述说他从不曾向任何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例如ken蔡吧)诉说过的，他的家族的故事。回想起来，这不仅仅因为莫葳是一个只要相对二十分钟，就会令男子觉得好看，而且很可以依赖的女人;还因为如果话不从头说起，赵尔平就无法让莫葳理解到他一再为阿南弟弟表示歉意的诚恳了。他喁喁地，却也流利地述说着他和弟弟阿南的，忧愁的童年;说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说着林荣阿叔一家
的恩情……当他说起那一年他把弟弟带出来，让失散了十五六年的赵家重新自立的时候，他甚至激动却并不失态地哽塞了。莫葳专注地，安静地倾听着。“噢，噢，”她不住地这样发出忧伤的叹息。
“有时候，我总觉得，除了自己的身世，一般人们长大的故事，总是大同小异吧，”沉默了一会，莫葳这样说，“真不能相信，你们竟是这样长大的……”
莫葳于是也说着她的家世。她的母亲，是八堵一带旧煤矿老板的独生女儿，现在是台北着名的时装和成衣公司的老板。“我爸是个上海人。台湾光复，跟着在福建省政府当官的亲戚来台湾时，也不过十几岁。我妈说他是个不论说话、做事、做人，都空泡泡的人。”莫葳说，“我妈常说，我爸可以当着许多人，睁着眼，说些不难马上被截破的，浮夸的话。有时被人当面戳破了，他老人家干咳几声，也能若无其事。我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