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她说。
她于是走了出去。不久，她进来新装上一瓶滴剂，安静地为父亲取脉搏和血压。她把体温计插进病人的腋下。赵尔平这才又真切地感觉到，父亲除了尚存的一息游丝，已经是没有了任何知觉的躯体了。然而正也惟独是那一息游丝，使他和父亲维系着活着的，人与人之间，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联。他专注地凝视着父亲的微弱的、沉重的呼吸。他觉得，父亲每呼一口气，都像是一次忧愁的叹息。
第一次告诉父亲弟弟赵南栋的真象，父亲嗒然地沉默了良久，终于也是这样忧愁地叹息了。
一九七二年吧，父亲忽然来信说，他们又被从台东的泰源调回火烧岛去。“在台东时可惜未看到南儿，殊为遗憾。”父亲写道。接着，父亲说他的身体尚健，不用他兄弟俩担挂；勉励他们要做一个“正直、刚健，蔚为民族所用的儿女”。父亲并且说离岛迢远，两兄弟不必奔波长途去看他。
那是弟弟阿南离家出走的次年吧。赵尔平竟反而因为父亲的远调，舒了一口气。每次到那台东的深山去见缧绁中的父亲，父亲总会看似不经意的表情问：
“南儿好吗？”
头一回，他说弟弟的学校没有假。第二回他说弟弟正在工厂实习，走不开。可是他真不知道第三回以后该怎么说了。
父亲回家的那一年，当报纸上开始传出立法院正在草拟减刑特赦办法的时候，赵尔平就不住地写信到岛上去，问父亲有没有合于特赦的条件。“该有的，跑不了；不该有的，想了也没用吧。”爸爸的回信这样写。赵尔平开始到处打听弟弟的下落。他想起了叫做嫒丽的那个女子0打了电话过去，那一头说电话的主人早已经换了人。就在毫无弟弟的线索的时候，父亲突然回来了。
“真不巧。弟弟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召集去了。”
父亲回来团圆的那天，赵尔平请餐厅外烩，摆上一桌丰盛的海鲜宴席时，大约是那一天的第三次，他这样流利却言不由衷地撒了谎。因为预想在一星期、半个月里一定会找到弟弟，所以赵尔平一边为父亲倒酒，一边接着说——“一个星期，半个月内，总要回来一趟。电话总是要打一个吧。”他说，“他，人在部队里，特别为爸回来，写信进去，怕政治上影响他在部队里的处境……”
那时候，父亲忙着点头称是，他却感到黯然了。这前一年春天，Albright先生调韩国，赵尔平在Albright先生手中再升为行销部经理，而香港的Marston先生也从Deissmann远东区行销部升调为整个远东区最高负责人。到桃园机场去接Finegan先生来台履新的时候，赵尔平早已经换了车子，换了办公室，也换了一间台北东区又贵又大的房子。就在这前后，公司总代理晖煌行年轻的老板Ken蔡向他伸手过来。蔡景晖的方式单刀直入，没有忌讳，更没有羞耻。“洋人，我看得多了。一切只看你的实力，没有感情的。”蔡景晖说，“只要有实力，公开的，要赚，私下的，也要赚。我看准你的脑筋好，只要肯放开学，你这个人，也能狠。我，老实说，也不差。我们是绝配！”
就这样，赵尔平步步为营地，滑进了一个富裕、贪嗜、腐败的世界。他对金钱、居所、器用、服饰和各种财货的嗜欲，像一个活物一样，寄住在他的心中，不断地肥大。赵尔平忽然感觉到，男人一旦有了预知其可以源源而来的金钱，他最容易满足的欲望，竟是女人。他开始逢场作戏。初涉欢场，他亢奋、羞涩，对场子里的女人讲客气，讲理。可不多久，他就和欢场老手一样，不把欢场女人当人。那些女人只是他的活的玩物、配件、摆谱的道具，满足男子的自私、骄傲和野性的活工具。又不久，他开始狎养情妇。但由于他没有真正玩家的阔绰，也缺少真正玩家的风流，赵尔平的女人，总是没有多久就和他各自西东。赵尔平的堕落和不贞，像毒素似地毒蚀着夫妻关系借着妻子秀蕙担心父亲的政治背景影响她公务员考绩，赵尔平借题发挥，和妻子秀蕙仳离。
在极为贫困的师范生时代，只是受了贫困和囹圄中的父亲的，每次都为少年时代的他带来悲伤情绪的家信之激励，他曾立志磨励人格人品。在他的宿舍的桌子上，压着他用颜体写的“立业济世，答恩报德”。对于那时长着满脸青春痘，涨红着脸大谈女人的同侪，他是轻蔑的。
现在，他自信还没有否定过学生时代的，自己的这样的主张：“只知道沉迷于奔逐异性的人，基本上，是心智没有充分完成的人”。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中，崩解净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