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他都不说。他，什么都不肯说。”赵尔平低声说。
叶春美笑了。“他又不跟我们关在一道。”她说。
“不。他那一部分，也总不说。”
叶春美回头看着那时的病床上的老赵。赵庆云却正对着病房门口，脸上堆着热心的笑容。
“回来了。你姐姐难得来，为什么不多陪着她？”赵庆云说。
那时候，特别护士邱玉梅的手上，抱着两条饼干，推门走进病房来。赵庆云解释说，邱玉梅有一个胞姊，打屏东来台北玩，顺便找到医院来看她。“我这儿有人陪着，你还是伴你姐姐去赵庆云说。
邱玉梅拆开锡箔包装，让病房里的每个人都取了一片发散着浓郁的乳酪香味的饼干。
“谢谢。”护士邱玉梅的大而深的、山地人独有的眼睛，闪亮着喜悦，“那我去陪姐姐了……”
病房的门，谨慎地在她的身后关上了。病房中的三人，于是开始安静地吃着那片带着乳酪酸味的饼干。
“我说。我要说。这回病好了，我要说给你听听。”赵庆云注视着手上的，薄薄的饼干说，“其实，不是我不说。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一九五〇年离开的台北，和一九七五年回来的台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台北。”那时，较之今日，远远要健朗的老赵，这样回忆着说。他说甚至他被捕时任教的c中学，也完全改变了面貌。校地扩充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学校的木头建筑，拆得一栋也不剩，全盖了水泥大楼。整个台北市，他还能一眼就认得的，就只剩那红砖盖起来的，永远的总统府，和一九四七年他方才来台湾就赶上的，“二?二八”事变的次日那清冷的早上，他一个人穿过的新公园。他还记得，七五年回家以后，长子尔平用车子载着他绕过新公园时，他特地要儿子把车停在公园正门对面0他看着那也不曾改变容颜的，园内的博物馆建筑，耳边却响起了一九四七年台北骚动的鼓声……
上个星期，叶春美头一次到医院来探望老赵，便也这样地谈起出狱后跳接到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的苦恼。
“日本人有一个童话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蒲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老赵：叶春美笑着，惊异地问他何以也知道日本童话的故事。老赵说，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二十三岁的赵庆云，决心修习日语。“那时候，是想要彻底了解强敌日本吧，”他有些羞赧地说，“在日语课本上，读到蒲岛太郎的故事。”
在病床上昏睡着的赵庆云，忽然因浓痰梗塞，涨红了原本错黄的脸。叶春美和邱玉梅连忙为他抽痰的时候，她看见老赵的身体在抽痰机吸痰的强震中抽搐着显然完全没有了知觉的身体……
是了。叶春美回到坐位上，望着重又安静而沉重地呼吸着的老赵，这样回想。就是在抗议“一?二八”日本打上海的学生运动里，宋大姊认识了老赵的。“那时候，老赵呀，终日皱着个眉头。‘到底，全中国还有什么地方是个太平地方？，他老是爱这样说。”有一回，宋大姊也是面向押房里那片灰色的墙壁，扒梳着她的那一头温柔的长发，一面这样叙说着她初识老赵的光景。现在，叶春美还记得那堵根本没有妆镜的押房的墙壁上，斑斑点点，尽是被打死的，饱食了人血的蚊子的，黑色的溃迹。
应该比赵庆云还要熟悉日本童话故事的叶春美，却并不曾想到以“蒲岛太郎”来比喻出狱后她自己沧海桑田的感受。叶春美的感想，毋宁是更悲愁的一种吧。那阵子，她怎么也无法不感觉到，在她长期监禁中，时间、历史、社会的变化，已经使回到故里的她，在她的故乡中，成了异国之人……
一九七五年，她回到石碇老家，看见乡下的故乡，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半山上的街道里，那幢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木造的邮局，早已拆除了，改建成一排青灰色的水泥民宅。少女时代的春美，曾经就在那木造的邮局寄出许许多多的信给慎哲大哥。往往是寄出去七八封，都由慎哲大哥的兄嫂代收，等着在那激荡的时代中四处奔波的他回到八堵的老家，才一封一封读完她的信，再回她或是很长、或是简短的信。
“到底写着些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说啊!”
有一次，宋大姊一边为小芭乐换下尿布，一边促狭地这样逼问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