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美想起了七八年秋天，终于寻到赵庆云的家，初见赵庆云的印象。
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赵庆云也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和现在弥留在床上的他相形之余，乍焉初见当时的，宋大姊口中的“老赵”，是多么朗硬，充满着一股极为审慎的，对于自己的余年的某种信心。
“等那一天，你出去，见到他，就给他这张照片。我们老赵呀，小心得很。没有这张照片，就怕他能客客气气地，硬是不认你。”
有一回，在女监的押房中，宋大姊这样笑着说，把怀里的一张照片塞给了叶春美。“不能怪他。从我们年轻的时候起始，老赵吃了多少亏。不怪他怕呀。”宋大姊叹息似地说。
那是一张泛黄的，四寸大的照片。照片上面纵横的皱褶，诉说了它曾经怎样在动乱和摧折的岁月中历经的坎坷。照片上是一个方脸的青年，戴着一副旧时代的圆框眼镜。他的头发不逊地往后梳着0他那厚厚的嘴唇，紧紧地、认真得有些叫人发噱地损着。身上是一袭厚厚的棉袍。光线从右上方打下来，使他左半边的脸，全打上一层阴影，让他那向着镜头逼视的双眼，显得特别地精神。
一九七八年去看过去听惯宋大姊嘴里“老赵、老赵”地说起、却从不曾谋面的赵庆云以前，叶春美每天有好几回，在石碇家里宽敞的她的房间里，掏出这皱褶的小照，仔细端详。“至少，见了面，让心里有个感应：就是他，宋大姊她的老赵……”叶春美这么想。
然而等待见了面，叶春美却只能在赵庆云那满头的白发，因为双颊下陷而使整个的脸庞显得拉长了的，布满了皱纹的他的脸上，勉强看见残留在照片中赵庆云少年的，极为牵强，却又真实不讹的影子，认出了他。
那时候，她记得，是一个四十模样的男人出来打开这公寓第九层右侧的镂花的铜门。
“有一位赵庆云先生吧？”她说。
“叶阿姨吧？”男子笑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走进玄关，一眼就看见一套沉重的、栗色的沙发，摆在宽敞的客厅里。于今想来，它们就像五只栗色的、毛皮干净而又珍贵的，不知名的巨兽，静静地踞卧着似的。从一个贝壳镶成的、巨大的灯罩里，温霭的灯光，让客厅里的一切，打上一层橄榄的浅黄颜色。
在这温馨、舒适的客厅里，叶春美和赵庆云，以及理当是宋大姊口中的老大“平平”，坐成一个很适合说话的三角。但是怎么也不听使唤的叶春美的眼泪，却不时涟链地掉着，让她没法儿说话。
“真是对不起……”
叶春美一边擦着泪，一边说。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过，自己会在这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完全初见的人的跟前，这样流着、流着眼泪，而毫无办法。
两个男人安静地等待着叶春美的心情平静下来。叶春美把眼镜摘下，在皮包里掏出了一面深黄色的镜布，低着头仔细地擦着眼镜片子。这时候，一个女佣人端上三杯咖啡和一小碟西点。咖啡的、现代的淸香，立刻在客厅里弥漫起来了。
叶春美把眼镜重又戴上，用叠好的手绢细心地揩拭着她那发红的鼻子。现在她从手皮包里找出一张从宋大姊手上接过，在她的怀里摆了三十多年的照片，交给了赵庆云。
“哦。”她还记得，接了照片的老赵，先是一阵讶然，继则仔细端详着那陈旧的、四寸大的，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面影时，叹息似地，这样说。她看见了他那骨节很大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她一抬头，蓦然看见老赵的眼眶，含蓄着那老去的、艰涩的泪光。
“宋大姊给了我的。”叶春美以哭过之后的、浓重的鼻音说，“总算交还给了你。”
她的眼眶、鼻子都红肿着，但已没有了伤怀。赵庆云的长子尔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悄悄地退出了客厅。她和老赵二人，于是乎沉默起来了。
“蓉萱，她，说了些什么吗？”
把照片慎重地放在皮夹里，他终于这样说。叶春美想起了宋大姊走出押房之后，再也不曾回来过的那个凌晨。不，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想着o她还记得很清晰，宋大姊怎样地在麻子班长的眈视中，沉默地面着没有镜子的，囚房的墙壁，梳理长发……
“没有。”春美注视着看来忽而有些呆滞的老赵的脸，低声说，“没有呢。”
宋大姊只是安静地走出押房罢了，她想。但那沉默，哦，五〇年代初叶，台北青岛东路口军事监狱里的，世纪的沉默啊，不是喧嚣地述说了千万册书所不能尽载的、最激荡的历史、最炽烈的梦想、最苟烈的青春，和狂飘般的生与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