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把只吃了一半的烙明虾推开时，一双素白的手忽而伸了过来，轻巧地撤去盅子和盘子。他迅速地抬起头。他又看见那张浑圆的脸了。然而,这时的这圆脸的女孩，即使任他怎样深深地凝视，竟而已与从斑驳、尘封的记忆中寻回的Rose判若两人。他嗒然地投目于窗外。阳光似乎尤其的白热了。华盛顿大楼在白热中兀自矗立着，“像一座大理石的现代雕刻”，Mr.McNeil说。
但是，那年秋天，出乎任何人意料地，当时的总经理Mr.McNeil从扶轮社带回来一个Kenneth赵，径自派任杨伯良费尽心机和唇舌才奉准设立的会计部副经理。无需多久,Kenneth是Mr.McNell的同性恋伴侣的事，不但传遍台北的高层企业管理者的社会，在台湾莫理逊内部，谣啄和耳语也开始像初沸的水一般窒闷地、顽强地翻搅着。
但无论如何，这对于黄静雄曾是一步之隔的机会，像一只没接好的球一般，打从他的身边飒飒然飞驰而去。
那时候，受到挫败的Bertland杨，像一条被激怒的毒蛇，迅速地把自己团团地圈了起来，准备一个致命的攻击。他忙碌地部署,像蛇一般不露声色地工作着。首先，他以维护善良的风俗为理由，使荣将军很快地参加他颠覆Mr.McNell的阵容。然后，他开始扮演一位同性恋的同情者的角色，终于鼓舞他们赁屋同居。当McNeil太太以一个受骗的太太加入了B.Y.所精心设计的陷阱时，厚厚的检举书便由荣将军和McNeil太太分别署名，告向纽约总部的总裁Mr.Bottmore。
“请问您要咖啡还是红茶？”一个年轻的、满脸青春疽的男侍，卑屈地问。
“冰红茶吧，”他说。
他看见那个圆脸的女孩，坐在阴暗的角落上，用报纸挡着光线，趴在台子上午睡。他依旧记得Mr.McNell满头银白的头发，大而微凸的眼睛，一米八五以上的个子，老爱穿深色的瘦筒裤子。Kenneth苍白，略胖，端正却说不上清秀，听说是朝鲜战争的时候曾当过翻译官。其后由P.X.转到翰丁顿电子公司，在扶轮社的俱乐部碰到Mr.McNell。
而Mr.McNell终于走了。走得令人难忘。
Mr.McNell毫不吝惜地付出巨额的赡养费之后，和McNeil太太离了婚。他也以哈佛大学博士的优雅，婉拒了总公司方面将他调派巴基斯坦的转园的余地。他曾以十数年在跨国公司派到各洲、各国去担任分公司经理的体验，出版过三本由诗、散文、游记和小说拼凑成的书，每年颇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版税。而他抛弃了事业、妻儿，带着青苍、忧悒的Kenneth,漂泊到澳洲去。
黄静雄斜对面的、就在B.Y.隔壁的副经理室，重又空了下来。一度摆荡得辽远了的希望，忽而又近在咫尺。就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忽然收到一封从美国寄来的、笔迹陌生的信。他狐疑地打开了，才知道竟而是Rose写来的。
她告诉他，他有“六七分像”她一个初中时代的理化老师。“他教我不要为了贫穷而感到羞耻，”她写道：“毕业以后，他跑到我们朴子乡下，说我应该考女中，也说他要出学费。”可是“你毕竟不是我那终生不能忘怀的老师，我的心中的惟一的男子，”她写着。当她被逼沦落的时候，她知道“他不会责怪我”。那时他早已因为肝病英年而死。接着，Rose以近乎三分之一的邮简，讨论中国男人与外国男人孰优的问题，中国的男子比较聪明，但都是三流的lover。他们不敢爱。爱起来条件又多。你也一样……外国的男子，有的简直生蕃一样。但是他们很勇敢地爱。我先生Paul明明知道我的职业，肚子也怀着别人的小孩，可是他说他要我，跟我结婚……”“最后我来告诉你我的中国名字。我叫周阿免。我的那个老师，那个我惟一的男子，是天下惟一告诉我周阿免是好听的名字的人。”她写道:“我在中山北路做的时候，当然不能用这个名字，不是含羞，是十分的爱惜。”她的字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面邮简。
信表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她在爱荷华的地址。他想立刻回一封充满友情的信给她。但是拖了一天，拖了两天，他在和Bert-land杨紧紧地挂勾的日子里，把她完完全全地忘了。
他点上一只烟，用左手缓缓地转动着冰红茶的玻璃杯子。他看见那悬浮的、小小的冰块，却兀自悬挂在中央，并不跟着茶杯转动。“中国的男子……不敢爱。你也一样。”他尤其清晰地记得这句子。他喟然地、孤单地对着自己笑了起来。
Mr.McNeU离职以后，纽约方面从印尼调了一个年纪只比B.Y.多出三岁，却早早地秃了头的、蓄着山羊胡子的Mr.Tolmann来当台湾奠理逊的老总。就是现在，他还记得杨伯良于是便变化做一只狡慧的章鱼，用长长的、无骨的、稠黏的触脚，四方上下地向一望若精悍练达的塔尔曼先生触探。直到有一天,B.Y.终于拿到一大叠塔尔曼先生的账单，交给黄静雄做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