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始成为野心勃勃的杨伯良的心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热心地想望副经理的位置。薪水髙、配车子，这都还在其次。黄静雄想望着副经理的椅子，还因为工作会轻闲些。那时他就有时间和心思的余裕继续他在大学时代没有拍完的一部纪录片。
他于是站了起来。他一眼就可以看见靠在客厅右边墙的他的书架上，一排破旧的、关于电影的书。罗塞里尼的专集三本，安德烈·巴桑等人关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的研究论文集，以至于最初级的FilmMaker。这些全是他在大学时代耽读、并据以做梦的书。在大学的“影响社”里,他是个没有摄影机的拍片迷。他为那些有摄影机的社员写脚本，跟在他们后面谦卑而又热心地提拍摄上的意见，帮他们做剪接，然后从试映室走出来，孤单地踩着破旧的脚踏车回家。就在那些孤单的、几乎绝望地渴想着自己有一架摄影机的贫困的夜归的时光，使他立定要以单车为主题，拍一部纪录影片的志向。他的第一个镜头，是从车把照下去的转动的轮子，和不断地辗过去的道路……
和美娟论及婚娶的时候，他在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上班。美娟的家，一定要按照风俗收一点聘礼。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师专甫毕业的、很传统地爱恋着他的美娟提起，请女方也以一个十八厘米摄影机作为嫁妆带过来。婚后，直到他进入台湾莫理逊前的贫困的、甜美的两年，他断断续续地拍了大约有五十尺的毛片。
就在昨夜，他才又想起整整搁置了四年许的毛片，和于今已嫌老式的摄影机。
——搁下那么久了。趁着这一段时日，再拍个几十尺。
—从脚踏车的转动的轮子开始，再照后座上的便当盒，然后让骑单车的最低等的“上班族”逐渐没入私家轿车、计程车和公车的街道中。然后，镜头调上矗立的、积木似的大厦的森林—Bertland，家伙!竟而让他骗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
——以后的生活吗？美娟近三四年来存起来的薪水，就是让我闲个一年半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
——Bertland，我岂是好对付的吗？我知道每一张发票，每一笔歪账最真实的故事。我知道你和海关、和几家厂商最内幕的关系。哼，我岂是好对付的吗？
昨夜他转辗反侧地想。也不知过了午夜的几时，才沉沉地睡去。他原想今早把封存着的摄影机取出来擦拭。但杨伯良今晨的电话,竟而使他松懈下来。下午擦吧,他想。他深深地坐在沙发上，逐一审视着被勤劳的妻收拾得窗明几净的客厅。他想起刚结婚的时候，分租了一间仅仅够摆一张新床、一张镜台，两个塑胶衣柜的房间，和人共用一个厨厕、客厅。两年以后，他在比较嘈杂喧闹的小弄口，租到二十坪出头的小房子，一厅一房,厨厕皆全。初为女儿萱之的父亲，也正在那个时候。进人台湾莫理逊的第三年，他总算七拼八凑地背着利息，弄到了这间三十六坪的公寓。就这样地,他在数不尽的上班和下班的生活里，过了十年。他静静地坐着，注视着美娟的一盆虽然有些颓萎了的、却仍不失人工荒趣的插花，无端地感到不能言说的、凄楚的空虚。
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开始漫不经心地读着巴桑的《电影论》。当他在这里、那里读着类如这样的句子:“……(《单车失窃记》)的论旨，就是如此奇妙地、令人忿然的简明;在这个工人所生活的世界里，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意大利电影能在西方世界中拥有广泛的道德观众，便是由于它对现实的刻画之重要意义。当这个世界已经再度被仇恨、恐怖的鬼魂所祟；在真实已不因其本身而受到喜爱；在真实被视同某一种政治性的象征而受到排拒、驱逐的世界里，意大利电影在它所描述的时代中，发出了改造性界的人道主义底光芒……”他感到惊慌、生疏，甚至于忿怒了。他随手把书扔到茶几上。他开始在客厅、萱儿的小卧室和厨房间来回地走，到处张望。然后他想起一些不常相聚的朋友，开始给他们拨电话。“忙不忙？”他说。
“真忙呀，”对方说，却一点儿也不像在抱怨。“我现在正忙着做一个九百五十万的广告计划，嘿，真忙一个干上业务推广经理的大学前辈说，“我们要整个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惯，才能把这项美国进口的东西推出去。推出去!嘿，忙啊。”“怎么，在家里享清福呀？”一个专门收买台湾的体育用品以出口的同学说。他当然没有说他辞职不干。他说他在度年假。“啊，annualleave!你们高等上班的，就是比我们做生意的好。”对方说。他呵呵地笑，他说美国公司嘛，有制度。”他竟而有些得意To“你去忙吧，”他寂寞地说。对方居然欣然地挂了电话，抛下一句:“这年头，做生意不容易,就是忙死了，也只够挣一碗饭吃罢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