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这已是他第二十八个生日了。然而，这却是头一次出其不意地有人格外记得他的生日，用了精致的心，为他备办了一顿专为他的生日而吃的饭。他的形若傲慢、犬儒的心，逐渐在溶解。他忽然说：
“喂，你可知道，这是头一次，有人为我过生日。”
她搁下正要夹菜的筷子，望着他。他于是诉说起来。
由于不大不小的家产的荫庇，他的父亲在日治时代受完了中学的教育。中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台湾光复，他的祖父也在这年过世。“这时祖父留下的产业已经不多，街上一爿药店；一家布店和乡下的不足一甲的土地。”他悠悠地说。又二年，他的父亲在一场动乱中，枉受牵连，差一点送了命。这以后，年轻力壮的他的父亲，忽然变得纵欲醉酒。“祖母心里焦急，赶紧给我父亲娶了一门媳妇，”他笑着说。婚后，他的父亲开始振作起来，但金融的波动，使他破产。“就在那时以后，我和弟妹相继出世，”他喁喁地说，“我父亲托了人情，总算在小学里弄到一个美劳老师的职位。”生活的清苦，可以想象。“给孩子们过生日，第一，经济上没有余裕；第二，在我们乡下，也不时兴。”他说。
她专注地倾听着。不是因为他的叙说有什么传奇之处，而是由于他在叙说着他自己的一向不为她所知的童年。她在他喁喁的、怀旧的叙说中，走进他的记忆。在那记忆中，到处是旧时照片的霉黄的色调。她为他新斟了一杯啤酒，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圣诞之夜。她想起火烧中的花花绿绿的礼物盒子；想起孤独地死去的自己的父亲。他沉默地喝着啤酒。他想起今天下班后收到的父亲的家书。无非是说汇回的钱已经收到；说他常以“在美国公司负大责任的大哥”为榜样，训勉弟妹。但不寻常的是，父亲竟然头一次这样写：“我一生是失败者……望你努力，出人头地。”
“如果一个人老了的时候，终于给自己下了结论，”他说，“说自己是个失败者，那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他于是想起在家乡的精瘦但不失为健康的父亲。眼眶和他一样的深陷，讲话出奇的快。从小到大，他惯常听见他以那快速的话锋抱怨校长，抱怨训导，抱怨将近三十年前招致他破产的金融波动，抱怨政治，抱怨天气，抱怨“外省人”……
“从小到大，我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地长大。”他说。他的小而饱满的脸，因多量的酒而愈益苍白起来。“家庭的贫穷、父亲的失意，简直就是绳索、就是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让我觉得，以家境论，以父亲的失意，我本早就没有求学的机会的，”他说，“而我得以一级一级地受教育，读完大学，又读完硕士。”他面有怒色，“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砰砰地捶着胸脯说。
“你喝多了，”她温柔地说。
“孩子，你看，我们牺牲自己，让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得出人头地，”他讥嘲地说，“我们牺牲了没关系；孩子，走哇！往那个地方走，那个我们这一辈子想到却无法抵达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他一会儿扬手，一会儿扬眉，表情十足地说着。于是便哼哼地笑了起来。
“你喝多了，”她说，“你一定先跟老张他们喝多了。”
她把他拖到客厅，坐在电视机右边的安乐椅上。
“好吧，我就拼命读书吧，”他亢奋地说，“拼命读吧，。我总不能向我老子说：为什么要以你的失败奴役我，为什么！”他向空中挥拳头，使安乐椅轻轻地摇晃起来，“因为，我明见的，失败的滋味确是够人受的。家中的生活阴悒窒闷；母亲像机器—蹩脚的、生产力很低的机器一般地工作；帮佣、洗衣服、带小孩……父亲整体抱怨、整天诅咒……”
她拿了一条冰过的毛巾，为他擦拭额上、颈上的汗珠。当她为他揭开衬衫的胸扣，用毛巾伸进她单薄却宽阔的胸膛时，他唧唧哼哼地笑了起来。
“好冰，”他说着把她推开。“好吧，既无退路，我就拼命读书吧，”他亢昂的声音突然低缓下来。他用左手盖着眉头，轻轻地搓揉着他的两个靠近鼻梁的眼角：“想一想，当时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十几岁的孩子啊，营养又坏，一年两年下来，没有把命读掉，也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