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玲格格地笑起来。她一边给自己点起一枝香烟，一边想，一定会说：“蠢透的电视连续剧。”电视里的经理，是个有几分文化气质的、优柔寡断的男人。商场里，怎么会有这种男人？她想，J.P.就不是这种人……
那天深夜，和J.P.从小热海回到台北，在他的车子里，他说：
“现在我晓得了。其实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她没有说话。车子驶上方才他们远远的眺望着的一道桥。他知道了也好，她想，好像什么事都有一个冥茫中的行事历上安排好了似的，自然就发生。
“其实你应该早些告诉我的，现在我晓得了。”他说，“詹奕宏应该不知道我们的事。”
她不知道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询问，还是判断。她望着他专心开车的模样。他的脸上不是没有一种悲愁，而是并非激人去怜惜的那种悲怜。她轻轻地靠在他的右肩上。
“事情总可以安排的，”他说着，车子在一个机械地红了脸的红灯前停了下来，他用左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说：“也许，在适当的时候，我找他谈谈……”
“不！”刘小玲蓦地坐直了。“我已经打定主意到美国去，”她说，“再说，我的事，可不是你那些业务上的决策，由得你下决定。”
她于是散漫地、落寞地笑了起来。
其实当时她应该生气的吧？她坐在客厅中想。生气他把她当作一件事物去“安排”。但她却不能生气他把她推卸给詹奕宏的认真劲儿。两年了，她知道那于他尤烈的男人在爱情上的自私心。因此，当他说“事情总可以安排的”的时候，她毋宁感到某种爱情和同情混合起来的酸楚。
就在这时，身边茶几上的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她抢掠一般地抓起电话。是詹奕宏的声音。
————喂……你怎么了？
她急速地喘着气，把抽剩下烟，截死在烟灰缸里。
“你的电话，吓了，吓了我一跳……”她笑着说。
—我看你心脏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
她听见他身后杂沓的市声。
“你在哪儿呀，还不快来。”她说，“菜都凉了。”
他在电话那头哼哼地笑。他说他下了班回到赁居的地方，觉得累，竟而睡着了。“我刚洗完澡出来的，饿了。”他说。
她放下电话筒，端了两个菜到厨房去热。她的心荡漾着不可救药的甜美。她想要唱歌什么的，但一颗眼泪却静悄悄地滑下她的面颊。“啊，James，坏种，”她无声地说着，点上炉子，打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老叫人盼着，盼着……”
她想起她的父亲，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来台湾以后，他忽然变得不但不闻政事，即使连家中的生活巨细，也撒手不管。刘小玲生下来的那一年，带来的一些资财已经用尽。坐完月子，她的母亲就把头发烫起来，出外为生活张罗。比她的父亲年轻了三十岁，作为第四任妻子的她的母亲，不久便显露出在商业上、外交上的奇才。透过过去的“刘局长”的关系，母亲开起时装社、贸易公司和餐厅。随着生意的隆盛，当时在三十边缘的母亲，竟也日益丰艳起来。据老家跟了来的周妈说，从那以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姊姊们，吃的、穿的才渐渐象了样，至于母亲的独生女儿的她，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她的父亲，却一年到头冬春一袭棉长衫，秋夏一袭单长衫，诸事不问，时而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和针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在同乡会的刊物上发表。初时母亲苦口求他，穿个像样儿的，几些场合也出去周旋周旋。“唉，宝莲，”父亲呵呵地笑，“二十岁从日本学兵回来，什么我没抓过，什么我没见过？”父亲于是依旧是一年两袭长衫，依旧是百事不问。刘小玲懂事以后，母亲的事业越来越大，父亲在家里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母亲即使在家小的面前，也开始称他“脏老头”，任意指使。为了应酬，为了牌局，母亲不回家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母亲另有男人的谣言，在外面绕了个大圈子，终于流到他们家中来。异母兄姊一个个搬到外面住校、通学。刘小玲开始反抗母亲在家中强大的权威。
她上高二那年，老父终于病倒。母亲把他送进一家很好的医院，每半个月到医院缴一次医药费和特别护士的费用，却连病房都不去探一下。那时候，她是一个沉默的少女，日日陪伴着昏睡的时候很多的父亲。有一天晚上，她回到家里，看见客厅里摆着装饰得很辉煌的圣诞树，树底下堆着一大堆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