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迟疑一下，说：
“请为我们准备晚饭，清淡些的，”他疲倦地笑了起来，“吃了饭，我们就走。”
一辆计程车从小热海的边门刺了进来，在阳台的正前方戛然停车。两个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日本人，被两个妓女半拥半搀着下了车。奥巴桑笑眯眯地快步走下阳台。狗在汪汪地叫。“多西，嘿，多西，”奥巴桑说。
两人静静地看着阳台下的日本人。
“男人一出了家乡，便像是个了无羁绊的人，”他说。升财务经理那年，他到东京的马拉穆太平洋区部受训，刻意地荒唐过。
“其实，你也不必费心去替我找事。”她说。
“什么？”
“其实，你也不用为我找事。”她说，为自己和林荣平斟啤酒。她缓缓地倒酒，不让泡沫溢出杯子外面来。“过一阵子，我想出国。”她说。
他知道她有一个姨妈在美国。她常说：“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心疼我。”他升上财务经理前的去年冬天，他告诉她说他不能离婚。她天天哭闹。后来，她终于放弃了挣扎。就是那个时候，她说要出去投靠姨妈。
他无言了。
她眺望着台北市区的灯火，于渐浓的夜里，在远处益发地辉煌起来。连接市区的那一道桥，现在只成了一条由等距的灯火所连结的直线。
他的心绪起伏。他从西装口袋取出烟斗，细心地装上一袋烟草。楼下传来日本人饮酒喧唱的声音。他把烟斗烧成一个小小的火弧。烟草的香味，立刻在夜空中弥漫开来。
“J.P.，”她愉快地说，“你换了烟草的牌子了？”
她的愉悦使他诧异。从前，每当她说到出国，没有一次不是流着令他自疚的、烦躁的眼泪的。
“朋友送的，”他微笑着说。这时旅社的下女送来晚饭，是一些台式的宵夜。她一下子就吃下了一碗稀饭。但他却无端地失去了食欲。
“J.P.，”她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热心地吃着一盘腌瓜肉。
“但这不能怪你，”她说，“我何尝以为我不能没有你。”
“小刘，”他说。
“你应该吃一点，”她说，为他盛了一碗稀饭。“近来，很多时候，我总是又爱哭、又爱闹……”她孤寂地笑了起来，“也亏你有这个耐心。”
“小刘，”他说：“我们都那么久了。我的感情，你应该清楚。何况，对不起人的是我。”
她兀自安和地笑着。这时忽然有水自高处落地的声音。他们向黑暗的阳台下看去，在一个小庭园的东洋味的石灯台的光影中，看见一个日本人在小便。她立刻扭过头去。他吸着烟，微笑地说：
“日本人‘有礼无体’，就是这样。”
她望着他，虽然并没有兴趣，她依然说。
“有礼无体？”
“平素说话客气，哈腰，鞠躬；但也随地小便，饮酒喧哗……体，大概是体统的意思。”
“J.P.，在爱情里，”她认真地说，“没有谁对得起谁，谁对不起谁的事。这是詹奕宏说的。”
“詹奕宏？”他说。
她一下子就想到她说溜了嘴。她用双手合握着啤酒杯，让酒杯在手中慢慢打转。
“从前，你说社会，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实还有一件是你没说的：你在公司新得到的地位，”她以并不伤人的调侃笑了起来，“你说，这些这些，使你无法跟你太太离婚，跟我结婚。其实，你很清楚，这全不是理由。”
“我不是不愿意承认，”他苦痛地说，“感情的事，不那么简单。你明知道的。”
“J.P.，我不是在跟你争执。”她看着他忧苦的脸说：“或者，就这么说：你以你的方式爱我。不打破你的家庭；不跟我结婚；在我这儿找感情的寄托；而且也不霸着我不放。我呢？我怎么办？好，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要走，你不拦着我。”
他默默地眺望着一幢幢婆娑的树影，和千万盏树影之外的远方的灯火。桥上往来的车子显着地少了；标示着那一道桥的等距的灯火，也忽而显得孤单的很了。
“所以，你要走了。”他终于喟然地说，“是詹奕宏吗？”
这次，她沉默了。
詹是新来公司不及一年的年轻人。据说是能力强，很快就占了新成立的成会组的组长。他有一头经常凌乱的长发，肩膀出奇地宽阔。平时沉默寡言，工作起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逐渐地，发现他是个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嫉俗。有一回，打完了一封长长的信，猛一回头，刚好看见他叼着刚点上的香烟，昂着头松开领带，然后以手支颐，困恼地沉思手上的公事的样子。他的荒疏的、带着些野蛮的忿忿的脸；他的出奇的宽阔的肩膀；他的敞开的领子和不礼貌地松开的领带，构成不可言语的魅力，在那个回顾的片刻里，直接、迅速而又无理喻地使她匆匆地脸红了起来。那时节，她正好和J.P.天天吵闹，情绪坏到逾此一步就要自毁毁人的时候。单纯地自为了以新的激情减缓另一个失望的激情的苦痛，她自暴自弃地以少妇的蛊媚，轻易地诱惑了他。然则又初不料她竟然会绝望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年轻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