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附和说：「最解闷儿不过了。」
「一上球场，你什麽都给忘了。」他怡然地说：「两年前我儿子死了，我才又猛打起来。」
「噢。」我敬畏地说。
「老实告诉你罢，同志。」他迫切地说：「我那个儿子，真好。我今天老实告诉你：他真是好孩子。」
「是的是的。」我忧悒地说。
「书念的好，规规矩矩，又知道轻重。」他说着，却一点儿也看不见怆然的颜色。他接着说：「想想我在他那个年纪，哼！不知享了多少福。我今天老实告诉你：我二十岁当了乡长；二十岁。出门的时候骑着白马，前後都跟着兵；前面一个班，後面一个班。这不是吹牛的，同志啊。」
「是的。」我谦逊地说。
「要什麽有什麽。」他笑起来：「要什麽有什麽。後来我到上海来读书，才玩上体育。开始我是玩足球的。全中国的球队比赛。真够味。」
「是的。」我笑着地说。
「还有。──你去翻翻当时的旧报纸罢。」他说：「那时全上海比赛跳舞。我是探戈的第一名。」
他呵呵地笑起来。然後他说：
「可是我那儿子呢？带他来的时候，他只三岁。然後他跟我过了一小辈子苦哈哈的日子。风水流转，我的日子早过去了。两年前他被车子给撞死了。我心头真闷，就打起球来。一上球场，你把什麽都给忘了。」
他为我筛上茶。我又敬他一支菸。我说：
「您请节哀罢。」
「噢，没什麽。」他说，两只手互相搓抚着两支黄铜色的胳臂：「我没有为儿子淌过一滴泪水。」他微笑说：「你猜他怎麽样说？」
我捉摸了半天，说：
「谁怎麽说？」
「就是那个人。我也同他谈起我那儿子。你猜他怎麽说？他说：活着也未必比死了好过；死了也未比活着幸福。这话我很受用。我在想：我没有为我那儿子淌过一滴眼泪，大概也就是一直这麽想的罢。」
「过去了的事，」我说：「少去想它罢。」
「他跟你不一样。」他又呵呵地笑起来了：「他怎麽说的，你猜猜。他说，想起过去的事，真叫人开心。」
「噢。」我说。
「你不晓得的，同志。」他喝了一口茶，小心不去喝那麽些漂浮的茶叶，他说：「你不晓得。你还年轻，太年轻了。」
「是的。」我抓着头皮说。
「我今天老实告诉你罢。」他慎重地说：「今天，我们都不能提啦。我不说我自己，说他好了。他告诉我他家开的是钱庄。早上从前门进他家，等到你从後门摸出来，太阳已经落啦。你信吗？──我是信的。」
他眈眈地注视着我，轻轻地点着头。我连忙说：
「我也信。」
「後来他同他的同学，整个学校往南边跑。他告诉我的。他家三代就只传他那麽一个男丁。十多岁了还被抱在膝上喂饭吃。他说的。但老子临走的时候，在腰带上为他串了沉甸甸的金子，他说的。还有一条上好的蒙古毯子。可是他们沿路赶程，也就沿路摔东西。有一天晚上，他把腰带松下来，往河里一抽，一串黄澄澄的金子就沉到河底去了。──这都是真的。」
「左口右欧左口右欧。」我惋惜地说。
「然後他告诉我怎麽打起球来的。」他说：「他到台湾来了，一夥儿等着编队。那时候环境不好，他说：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学病倒的，死掉的。我在广州的时候，他说：亲戚给了我几个银元。一半买了香蕉吃掉，另外的就是买球玩。没日没夜的打，他说：这样，也便忘了想升学的念头，也把这条命给打出了死亡。他边说边笑。想起这些过去的事，真开心，我们说。」
储亦龙先生把菸屁股往窗外丢。窗外还是滞滞的云，欲雨不雨的样子。球场边的苦苓树，孤独地在空漠中做徒然的伸展的姿势。
「他跟我说：你那儿子，苦虽然苦，也有你这老子给背着，安安稳稳的读了几年好书。这话是对的。那时我想：储家总算出了一个像样的子孙。我荒唐了半生，这下半生作牛作马都要供这个儿子爱读什麽书读什麽书：爱上那里去那里。──说起我的荒唐，是说不完的。」他又复呵呵地笑起来了。他接着说：「一半是环境，一半是时代。这也是他说的。风水流转，他说：所以你享受的，就轮不着你儿子。──也轮不到我。他说。那时我才是个出十九岁的小伙子，他说：心里不住地盘算：家人宝宝贝贝地送我出来，我又历尽浩劫而不死，莫非有什麽意义罢。他说。然後小伙子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参加各种考试。然而又怎样呢？他说：我於今也小有地位，也结了婚，也养了个女儿。然而又怎样呢？他说着，便恁意地恶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