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佳宾旅社去一趟。」
周警员机械地站起来，戴上帽子。我连忙说：
「我一个人去得了。」
周警员又机械地坐下来，脱下帽子，摆在桌上的右上角，用心地摆好。他漫不经心地说：
「什麽事想不开？那麽好看的老婆。」
外面是个大好天，一晴如洗。
佳宾的少老板刘瑞昌依旧哭丧着脸。但是他还会忙不迭地说：
「杜先生您来。请坐请坐。」
「不客气。」我说：「又打扰你，请你帮忙。」
他们的房间只用三夹板隔开的，倒是刚又刷新过的样子。靠床的那面墙上，贴着一张陈旧的外国裸女画。
刘瑞昌掏出一支香菸给我，又为我点火。他的瘦巴巴的手抖得厉害，使我禁不住笑了起来，竟把他的火给吹熄了。他重新划过一支火来，手依然抖个不住。
「刘先生，没事儿，你宽些心罢。」我说。
「叫我怎麽宽心，」他说着，便勉为其难地笑了起来，然而怎麽也笑不掉他一脸上的丧气。
「有个人拣到我们这儿来死，你说，霉气透了。」他艾艾地说：「这下生意都给坏了。」
刘瑞昌这个人似乎在一夜之间瘦了许多。他的脸因此显得有些弯曲，像隔夜给露水泡过了的烧饼。我打开卷宗，把半截菸挤死在烟灰盘子里。
「你又不是没有看过报，」我说：「人家的旅社里给扔了手榴弹，打巴拉松，把人割成一截截的。生意还不照做？」
他用细小灰暗的眼睛望着我，细心地说：
「哦唷，哦唷。」
「现在，少老板，」我说：「你再说说，他怎麽来，怎麽住……。」
刘瑞昌把身体坐直起来，两只手互相握着。他看看我，努力地微笑了起来。他讨好地说：
「我昨天统统说了：他那天下午上我这儿来住。──我得从那儿说起呢？」
我开始有一点生气了。我翻着卷宗，说：
「他是十六号那天来的。大概下午四点钟左右。」
「是是。」他十分认真地说。
「你说他来了，要房间，他看了几间，都不甚满意。」
「是是。後来他就说：你们这儿房间都不好。这样。」
「嗯。」我说。
「後来我给他开那一间。那间的床是新的。但他并不认为很好。他走向窗子，打开它。他站在那儿看水渠上的小水泥桥。他说那桥很好看。」
「好。」
刘瑞昌欠过身来，伸着脖子说：
「你说什麽？」
「不，你说下去。」我说。
「他说那桥很好看，他要那间房。他开始脱下外衣，解开领带。我就想离开。我向他要身分证登记。他问我这里叫什麽地方。我就告诉他这里叫什麽地方。我看他的身分证，我说你老远跑来的呀。他说是。我说出差来的吧，他说不是。他说是来散散心。」
「嗯，嗯。」
「我心里想人家是到处旅行玩的，」他说，一层薄薄的悲戚感罩着他的弯弯的腰。他说：「旅行旅行，到处走走，我说。他打开衣柜，把衣裤吊起来。然後他瞧着衣柜里的镜子，用右手搓着自己的脸。这个我们不管它，他说：想睡会儿。他就关门睡觉了。」
我们都沉默起来。刘瑞昌看着自己的穿着塑胶拖板的瘦脚丫子。我忽然想到那死人的一双弓着的大脚板来：白的发青的颜色，香港脚像秋霜似的圈着脚底的肉。刘瑞昌忽然说：
「原先开杂货舖子，日子也过得马马虎虎。要不改成旅社，就没这个霉气事。」
墙上的外国女人笑得很俏皮，但确乎有点邪门儿。我忽然发现板墙上头很隐秘地挖了几个窥视的小洞，而且每个小洞都被纸卷儿给塞住了。我从不知道有这样的恶作剧，就止不住也恶作剧地笑起来。
「是真的，」刘瑞昌说：「这个小乡下，旅馆真是没什麽弄头。有时候一两天都空着，一点进帐没有。真的。」
「哎，你宽宽心罢。」我说。
「我们世代都是守法的良民。」他颓丧地说：「不图什麽飞黄腾达，也不去碰这种霉气的事情。你看。」
他的灰暗的眼色因着烦恼而愈发灰暗了。我有些嫌恶起来。我说：
「曾有一个女人来找他？」
「那是最後一天晚上，」他低声说：「杜先生，伊指名道姓地说来找胡先生的，绝对是外头来的。我没有叫女人给他，我发誓。」
「去你的。」我说。
「是是。」他说。
「他对你说：人活着干嘛……不是，他对你说：人为什麽……。他是怎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