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连载於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已达六十六万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後面世。
《白鹿原》面世後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於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後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於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脸上已是沟沟壑壑、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一九四二年诞生於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後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却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那麽，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大家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二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大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市十八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上两章，他就每月准时花两毛来钱到邮局去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於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实先後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到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七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後》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麽个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七二、七三年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後才顺过气来说得下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麽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於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还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