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声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在耳边震响，随即便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深处腾起，穿过勒着紫黑色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膛又冲上脑顶，他愤怒地认定：人可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後底的破布鞋走路哪！──他咬着牙，挺起腰杆，总算在离学校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杜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保守着脚跟受伤的秘密。
这个孩子终於上了中学，在同班五十个同学中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便坐在头排第一张课桌上。但勉强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他便面临着暂时失学的命运。那时，父亲靠卖树（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後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後，这刚交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为了避免嚎啕大哭，他立刻低头咬紧了嘴唇。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同时还是有一小股酸水从眼睛里冒出。他顺手用袖头揩乾净泪水，再一次虔诚地深深向女老师鞠躬，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後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丧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九六二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四年後，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於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眉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风雨够不着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麽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地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後，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一九六八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後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以後，他在长达十七年从事农村基层工作中，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却要养活五口之家。物质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负。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火烧炕──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火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麽大的河石，然後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於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现在开始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後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麽，以後的整整十年（至一九九二年）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残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一九九二年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走向成熟这十年的主要创作成果：一九八二年七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一九八八年四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後去》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创作感受集》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後，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一九八六年起作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